人物档案: 詹进宝，1943年2月生，山西省运城市安邑镇人，1963年9月从运城中学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入党，担任班长。属“文革”期间“老五界”大学生中间的一届，虽然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但是，和其它同学相比，他在“文革”初期有着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毕业后经部队农场锻炼，分配回到家乡工作。曾任运城地区体改办副主任、永济市委书记、运城市人大工委副主任等职。
初夏的五月，田野一片碧绿，路旁树木成荫，风儿吹面不寒，在这个到处洋溢青春的季节里，我们走访了山西大学63级甲班中文系校友詹进宝先生。
初见詹先生，他身材魁梧，鬓角染霜，炯炯有神的双眼透露出对生活的无比坚定，给人一种饱经风霜却又泰然自若的感觉。在詹先生亲切的笑容、随和的言语中，我们有幸分享了他珍贵的人生经历。
难忘的大学经历
人们都说往事不堪回首，詹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大学生活是他生命中最值得珍藏和怀念的时光，当与我们回忆起他那魂牵梦绕的往事时，他更是如沐春风，似饮甘露！因为那里有欢乐，有泪水，还有一群揣着梦想的有志青年，他们追逐梦想，一起奋斗，一起拼搏……
1963年9月，詹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由于学习成绩突出，人缘好，办事能力强，他当之无愧的被推选为“文三甲”班的“领头雁”。为什么称这个班“文三甲”而不是“文五甲”呢？“文三甲”原名是山西大学中文系63级甲班，詹先生自豪的跟我们讲：“我是63年9月份入学，当时我们班是山西大学改革试点班，学制是五年制。但在那特殊的年代环境是不容许的，能够真正在学校读书学习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是3年，之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参加社会实践，就像大多数青年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搞斗争，去批判，参加文化大大革命，文三甲’也因此得名。”
当谈到他大学时期那段特殊的社会实践时，詹先生颇有感触，向我们娓娓道来：“1964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课后，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高世英同学找到我。老高跟我讲，省委宣传部交给校党委一个任务，要组织一些师生去省文联参加学术批斗。我不仅被确定为小组成员，而且成为小组负责人，要去‘帮忙’搞文化大革命,我不免有点底气不足。但是既然组织信任我，给了我这么一个学习锻炼的平台，我就欣然接受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创刊以来的《火花》杂志认真阅读，逐期检查，发现其中有问题的作品和文章，要重点阅读，做好笔记，互相交换意见。对大多数人认为问题严重的作品，经讨论后，然后写文章进行批判。进驻省文联的两个月后，山西大学乱了起来，于是我决定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文联后期，我患了急性肠胃炎，回到学校后仍不见好，不得已，9月中旬回到运城老家，后来又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直到1966年12月底，我的病才痊愈并返回学校。因此，我成了中文系唯一没有目睹伟大领袖光辉形象，没有天南海北大串连的红卫兵。”
回忆起那段往事，詹先生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些往事却是詹先生大学时期最值得珍藏的记忆。
鲁迅说过，“倘若生存，人就要学习！”詹先生将鲁迅的话视为座右铭。他告诉我们，大学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不仅要向书本上学知识，还要向实践中学习，要将所学的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不断的拓展知识面，要记住“世界在前，知识在后”，终生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节拍。他还语重心长的讲到：“在大学的课堂里所学的知识都是‘死’的，学知识是为了学以致用。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不是看你拥有多少知识，而是看你能为社会做出多少的贡献。假如你很有能耐但社会不需要,那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詹先生希望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多注重各方面能力的培养，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还要博览群书，同时也要知道社会生活并没有学校生活那么单纯，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去融入到社会工作中去。要注重社会实践，因为它是学习的延伸，把专业理论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才能使自己更强！
对师长的感念
詹进宝16岁时，父亲因积劳成疾患病去世了。除了两个已出嫁的姐姐，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母亲独挑重担，苦撑苦熬，把他们拉扯成人。为了供詹进宝念书，虽有两个姐姐全力帮助，但也借了不少债。弟弟在农村已到了成家的年龄，但相亲的人家都嫌家境不好，遇到连阴雨便满屋漏水。过罢春节的一天,母亲面带愁容与他共商家务。母亲想把房子翻修一下，为的是好说媳妇，弟弟结婚也有了房子。但翻修的钱从哪里来，母亲一筹莫展。
那天晚上詹进宝翻来覆去睡不着，暗自决定由自己去借钱，将来由自己来还。可是向谁去借呢？他想到了在文联相识的马烽和孙谦两位作家，于是提笔给二位写了一封求助信。
一个星期后，詹进宝收到了马、孙二位署名的回信和200元汇单。他的心情说不清是感动还是沉重。由老家返校后，他曾到文联面见马烽，表达了他们全家的感谢。此后他一直想着这笔欠债，想着如何早一点归还马烽和孙谦的钱。直到1968年10月，他见到一张省文联一个群众组织的传单，竟然是揭发批判马烽和孙谦在运动中曾用金钱收买红卫兵的“罪行”，并且点了他的名字。他愤慨之余，决定设法把钱还上，表明双方的清白。最后家里卖掉小平车，又向五家亲友借钱才凑够了数。当他收到家里的汇单，那天晚上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不由得泪如泉涌，大哭了一场。
第二天，詹进宝带着200元钱，约了三位同班的好友，迈进了省文联大门。当时还款的情境至今难忘，而他对马烽、孙谦的感念之情更是终生铭记在心。
1996年，孙老以76岁高龄病逝于太原。当时詹进宝在北戴河参加全国人大举办的培训班，回到运城后才得悉孙老逝世的噩耗。他立即给孙老的夫人王芝荷女士写信表示哀悼和慰问。王老师回信表示谢意。2004年1月，马老也因久病不愈在太原逝世。詹进宝从《山西日报》上看到讣告后，立即给马老的夫人段杏绵女士发去唁电。10天后，段老师以全家的名义给他寄来一封谢帖。
两位文学巨匠相继辞世，文学界和亿万读者将永远怀念这两位德高望重的文学老人。然而，詹进宝的思念，却怀着只有他自己才能体味出的酸楚。这思念，将持续到永久。
鹳雀楼情结
永济古称蒲阪，传为舜都，山川秀丽，物华天宝，人灵地杰，文化积淀十分深厚，文物景点尤其众多。在永济，到处流传着王之涣吟咏鹳雀楼的轶闻佳话。鹳雀楼为北周大将宇文护为瞭望军情而建，由于常有成群结队的水鸟“鹳雀”栖息于楼上而得名。到唐时，鹳雀楼经过整修，越发工致壮丽。但在金元战争时期，鹳雀楼毁于战火，迄今已有八百多年。昔日巍峨壮观的天下名楼，成了一个历史名称，一个文化符号。
1992年3月24日，詹进宝同志肩负组织的重托，从地区体改委主任的岗位上，调任到中共永济县委就职，挑起了县委书记的担子。同年7月，永济县政府召开了鹳雀楼复建方案论证会，会议由詹进宝主持。这次会议认为，重建鹳雀楼是功在国家，利在人民的传世盛举，肯定了以唐代建筑形式复建鹳雀楼的方案，并基本确定了新的楼址。会后，根据预算规模，要争取尽快重建鹳雀楼的立项、筹资工作，这是一个艰难和复杂的过程。将这一工作不断推向新的阶段，继往开来，不仅是地区领导的嘱托和希冀，也是全县数万父老乡亲们的希望和期盼，同时也是对詹进宝年少时立下的雄心壮志的鞭策和激励。
面对困难，詹进宝毫不畏惧。1993年2月底，他和县长石丙录、副书记和平及其它同事赴京，目的是办三件事。一件是主持召开永济籍在京人士振兴家乡联谊会；另一件是到民政部汇报永济撤县设市相关问题，希望民政部尽快报国务院审批；第三件事是出席中国西厢记研究会新闻发布会，并通过知名人士转请江泽民总书记为重建鹳雀楼题词。于是，他们便以县委和县政府名义，致函总书记秘书贾廷安同志，一是说明鹳雀楼是我国四大历史文化名楼之一，地处长江流域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早已重建或重修，唯独地处黄河中游的鹳雀楼至今尚未重建；二是汇报重建的计划和进展情况；三是恳请总书记在百忙中为鹳雀楼题写《登鹳雀楼》的诗句。
其间，詹先生不知道找了多少人、跑了多少路，牺牲了多少个假日，硬是凭着苦干实干的拼劲儿、怀着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奔波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3月下旬的一天，县委办公室接到省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县委派人到太原去取总书记给永济的题词及中办秘书局公函。詹进宝立即让县委宣传部长李长安星夜兼程赶往太原，于第二天将题词原件和公函取回。总书记以整张宣纸竖笔写：“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城楼。江泽民，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六日”。总书记的题词，为鹳雀楼的重建造得先声夺人之势，对鹳雀楼尽快立项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97年12月31日，永济市（永济已于199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撤县设市）复建鹳雀楼工程指挥部，在选定的新址上举行了复建工程奠基仪式。经过近6年坚苦卓绝的奋斗，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这座历史文化名楼重新矗立在母亲河的身旁。2001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再次视察山西，得知鹳雀楼已经重建竣工，并仔细观看了永济市委、市政府精心制作的鹳雀楼模型。在省委书记田成平的邀请下，总书记欣然命笔，写下了“鹳雀楼”三个遒劲的大字。2002年9月26日，盛大的鹳雀楼落成典礼在黄河之畔举行，数万人见证了这个历史的时刻。旗帜和彩球遮蔽了蒲州的天空，欢笑和歌唱掩盖了黄河的涛声。此时此刻，詹进宝也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完成了广大乡亲的嘱托。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詹进宝先生用他的过人的智慧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将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回报祖国，回报人民。
尾 声
对事业的执著拼搏，对师长的无限感念，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对后辈的悉心勉励……在詹进宝先生身上，我们无处不感觉到他为人的诚恳与踏实。岁月无情，如今，詹先生虽已年过花甲，但对他而言或许只是生命的新起点，他睿智、犀利的言语，无不昭示着生机与活力。他为人处事的优秀品质和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将激励我们勇往直前。 (王贵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