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孙智，1955年9月出生，1977-1982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政治系（后成为经济系），1982-1993年留校工作，1987年公派留学日本，1993年下海创办科贝律师事务所，目前为山西科贝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级律师、博士。
记者：孙律师您好，很荣幸能与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您能谈谈自己的成长背景和学习经历吗？
孙智：非常感谢您的采访。我是母校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经济系毕业生，我和所有七七级的学友一样，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感动之情，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感谢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恢复高考的战略决策，恢复高考制度不及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我在高考前先是插队，随后进入铁路系统当了一名信号工。恢复高考使我有机会进入母校学习，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毕业后我有幸留校担任教师，八七年公派留学日本，九二年回国后在母校从事一年多的教学工作，九三年下海创办了科贝律师事务所，从此走上了律师职业的道路。
记者：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而且在母校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应该在母校有很多难忘的回忆吧？
孙智：对，去年三月份恰逢我们入校三十周年，当年同班的八十多位同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大家畅谈对母校的怀念、对同窗生活的回忆、对改革三十年母校及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感受，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母校求学的情景历历在目。当年的校园生活贫寒但充满着激情，相对于粗茶淡饭、囊中羞涩，大家对上大学机会的珍惜和对知识的如饥似渴非一般语言所能形容。至今最为印象深刻的是，入学时，绝大多数同学穿着极其俭朴，很多来自农村的同学穿着家里自己织布做成的粗布衣服，补丁摞补丁；许多同学已经结婚生子，承担着为人父母的责任；除了少数带薪上学的同学，多数同学仅仅依靠微薄的13元至19元不等的助学金维持学习生活甚至贴补家用。一些同学周末进城逛街，为了节省二角钱的车费，徒步从校园走到城里再走回学校。那时候同学们抱着“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坚定信念，展开了学习“大竞赛”，每天晚上，教室和自习室里灯火通明，许多同学不到半夜不回宿舍，到了临近考试的时候，教室和自习室更是座无虚席，我的一位同学和同乡，每年寒暑假，在他的行李中必不可少的是一箱子书籍，带回去在假期中学习，由此可见一斑，大家的学习劲头有多足。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其间，母校派我东渡日本，有机会攻读了硕士，九二年我归国后，本应报效母校，认真履行做教师的职责，遗憾的是，我仅仅工作了一年之后就“下海”了，至今仍感到对母校心存愧疚。
记者：做了这么多年律师，能谈谈您的感受吗？
孙智：说到这十几年的律师生涯，真是感慨颇多。与律师界同行相比，我的从业经历纯属偶然，没有经过司法考试，没有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就一头扎进律师堆里，回想起来对自己的莽撞和不计后果仍有些心有余悸。当然我必须要感谢国家对留学归国人员的厚爱，允许非法律专业的外行经过考核授予律师资格，这也算是国家对律师队伍建设的一种大胆制度创新。也正是我的“莽撞”使我在律师的从业道路上吃了不少苦头，也收获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法律知识完全是在工作实践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也来自于与我同时创业的法学界老前辈、法学教授山西财经大学的郭鸥一老先生对我的启蒙教育和手把手的谆谆教诲。我常常对律师们讲，我的法律知识是从我们事务所的律师同仁那里学来的，他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给我传授法律知识，我的每一个服务项目都凝聚着我的同伴律师的法律智慧。由于我的特殊专业背景，使我将经济学知识和法律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地走出了一条以非诉讼法律服务为主的道路，这条路目前已经被证明有很强的生命力，已经获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在山西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不够发达，人们的观念还相对落后的省份，非诉讼法律服务已经成为律师界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开始从传统的诉讼领域跳出来开辟非诉讼法律服务的广阔天地，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也逐渐成为律师这支队伍中的真正一员，完成了专业工作方向的转型。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的体会是，从教师的岗位到律师的岗位，从经济学到法律服务，尽管专业和职业的跨度较大，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密切的关系，关键是要坚定信念，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持之以恒，外行会逐渐成为内行；其次，要向内行学习，向实践学习，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更要学会做人，然后是做事。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服务是对这个职业的基本定位，服务理念的树立过程就是做人的过程，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做事。要解决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就是客户所需要的事情，正确地做事就是把客户委托的事情做好，真正使客户从法律服务中受益。第三是不断创新业务，不断开拓新的法律服务市场，不能满足于现有业务和现有客户，要开发和创造业务，才能在日趋激烈的服务竞争中做强做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法律服务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律师业在发展中不断壮大，竞争也日趋激烈，服务的领域和服务的层次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得到拓展和提高。第四，律师是文明制度的产物，承担社会责任是它的天职，建设一支文明之师、律己之师是时代的要求，一个法律工作者理应具有这样的素养。但现实中律师还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评价，我们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我所在的事务所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就表明我们的一种追求和信念。
记者：您认为您在工作上取得的这些成绩，和母校的学习生活经历有必然的联系吗？
孙智：如果说我在律师业取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进步，那么我的进步离不开在母校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可以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母校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四年的母校大学生活和十一年的教学生涯确立了我的思想基础，应该说在大学的学习和工作中，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形成，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二是专业方向也是在母校中确立的，经济学的知识为我后来的法律服务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专业支撑，为我熟悉和掌握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提供了基础。三是母校为我提供了赴日留学的机会，使我深入了解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激发了我热爱祖国、努力工作的干劲。可以说没有在母校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就没有我二次创业的基础和机会，我深深地感谢母校所给与我的哺育之恩。
记者：您离开母校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对母校了解的多吗？对母校的发展有无好的意见和建议？
孙智：尽管我离开母校十几年，但通过各种渠道可以听到或感受到母校的发展进程，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发展更是令人瞩目，校园更大更美了，设施更现代化了，博士点、硕士点翻了几番，学生数量增加了几倍，教学和科研硕果累累，回到母校感受到的是综合性大学的博大精深，培养的众多莘莘学子已经成为三晋大地的脊梁、各行各业的精英，我为成为母校校友的一份子而感到骄傲。
作为母校的学子，我时刻关心母校的发展，离开母校多年，离开教学科研岗位多年，很难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过，基于对母校的热爱，我斗胆发表点不成熟的“谬论”。我以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教师队伍，而教师队伍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又是衡量大学好坏的标尺，努力营造一个开放、宽松和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氛围至关重要，淡化行政色彩强化教授治校，避免学校体制染上官本位的色彩尤为重要。其次，硬件的投入很重要，软件的投入更重要，把科研经费更多地投入到教师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中会是个好办法；第三，注重师资人才的交叉培养，减少近亲繁殖，广纳外省外校的学术精英优化学术队伍，假以时日，学校的学术氛围、学生质量不经意间会得到大幅提升；第四，鼓励教师们与企业、社会、政府建立稳定持续的交流沟通渠道，扩大教师服务社会和地方经济的机会，这会源源不断地为教师获取教学的第一手资料，大大丰富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内容。
记者：最后，您对在校学子和我们校友工作有何好的建议和意见？
孙智：我想对母校学子说的是，面对日趋严重的就业压力，除了在校刻苦读书，争取圆满完成学业以外，建议学子们要利用节假日和寒暑假，多参加社会实践，必要时通过打短工的方式了解企业、了解社会，特别要解决好眼高手低的通病，以我不成熟的看法，企业和社会更需要动手能力强的大学生，我这里引用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名言：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新是孙子。
校友工作是联系母校和校友的桥梁，校友是母校的名片，也是母校积累的财富，这笔财富一方面回馈给社会，另一方面会以某种方式回馈给母校，校友工作就是掌握分配这笔财富的一把钥匙，愿校友工作这把钥匙不断开启财富的一扇扇大门。 （宋璐鹏组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