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韩石山先生是山西大学历史系1965级学子。他是当代著名作家，长期从事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门类的写作及现代文学研究，有“文坛刀客”之名，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2017年，在山西大学建校115周年之际，韩先生受邀回到母校做了《好学近乎智》的演讲，以“好学近乎智”入手，分享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历史的特别洞见。韩石山先生积蕴文坛三十年，从小说到散文、杂文、文学评论，再到学术研究与人物传记写作，如他的求学生涯一样，充满尝试、坚持与新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高中时期的韩石山先生与大多数山西学子一样，不得不在求学途中面对残酷的自然灾害、招生名额的大规模压缩等难题。但艰难困苦向来是磨刀石，在外部环境的强压之下，先生仍然笔耕不辍，与书为伴，始终保持着优异的成绩，从坚持写日记到向《火花》投稿，从养成买书、订报的习惯到常留图书馆，他的好学之心自小生根，经年而未断绝。回看他的求学生涯，不禁感慨其对求知的渴望、对求学的坚忍，正可谓切问近乎思、好学近乎智。也是在这样的坚持之下，韩石山先生在1965年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并在此学习到了史学研究的相关方法。

自此之后，尽管历经人生的坎坷，韩石山先生还是在全国文学刊物几近停办之际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写作之路，其代表作中就有《李健吾传》《张颔传》《徐志摩传》等，其中《徐志摩传》更是被称为迄今为止徐志摩传记作品中最权威、最上乘之作。而能取得这样的不俗成就，与韩石山先生对传主资料、文献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进行研读与思考、延伸与搜求是不可分割的。韩石山先生始终坚持从史料出发，对传主的描写始终保持严谨、客观、公正的态度。在撰写《李健吾传》时，为了大量收集李健吾的资料，他曾去北京、上海多家图书馆查阅，往返之间耗费了极多的时间、精力。先生甚至为了得到更丰富的史料，特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高价收购李健吾的一些作品，可见其以史料为基础写作的坚持。正是因为对人物的研究如此用心，在李金山做李健吾的自传与他传比勘之时，对李健吾生平语焉不详之处还要致电韩石山先生，称其是此道行家，无人可出其右。

除此之外，韩石山先生还曾说：“写人物传记，还有一点要记取，就是要舍得买书。”所以在写《徐志摩传》时，除观摩了很多前人对徐志摩的研究，他还专门去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高价买下了全套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影印本来做印证。相比之前只能从图书馆借出来，在阅览室查一两条资料的搜集过程来说，对《晨报副刊》影印本的翻看与阅读，为韩石山先生对传主生平经历、性格脉络、人生迹象的了解无疑做出了巨大贡献，几乎是随手翻看， 就能找出许多资料，写十几篇文章。正是因为对徐志摩的了解颇深，他撰写的《徐志摩传》有很多的衍生作品。比如后续撰写《徐志摩全集》时，又从《晨报副刊》翻检出多篇徐的逸文，可谓是苦心人，天不负。

史料的收集只是传记写作的基点，韩石山先生还坚持为传记人物写年谱。受专业背景的影响，尤其是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熟读，在撰写传记之前韩石山先生为他的三位研究对象都编纂了年谱。在写作《李健吾传》《徐志摩传》时，他花费了好几年时间来编纂年谱，相比之下，却只花了一年的时间来成书。由此可看出韩石山先生对年谱编纂的重视程度之高，几乎是事无巨细，没有丝毫马虎之处。在《徐志摩年谱》编纂完成之际，其字数已经多达六十余万字。在写作过程之中，先生完全以徐志摩为写作主角，其朋友、亲人则为配角，运用正史的写法，以皇帝与臣子般的关系来描写传主的一生。据他自述，他在传记写作过程中完全是按照历史著作的路数写的，也只有这样通过将年谱编纂成册，才能使传记前后有照应，左右有依傍，将传主一生的起承转合描述得浑然一体，事情原委也可由果求因，以此引发读者对自身的观照。

而除此之外，韩石山先生还会去探访传记人物或是他们在世的亲友，与他们进行交流，以此来验证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编写《张颔传》时， 他每周末都会特地探访张颔先生，将两人对话整理成访谈录。如此尽心尽力地认识和了解人物生平，如此精心地编写，韩石山先生立下“这个人物的传记我写了，几十年内毋庸他人烦劳”的海口也就不难理解了。

成就斐然之下，当然离不开韩石山先生自身沉静的心态和学者的风范。“文学必须有它的特性、有它的思想。文学是文字的一种属性，是文字的一种品质，你只有写到这个份上，才叫文学。”一言如雷贯耳，让我们看到了先生对文学的独特理解与用心钻营。正是因为致力于挖掘创作而出文字的内在属性和品质，而使文字成为文学，所以先生才会在下笔之前如此谨慎，从多方搜集书刊、采访传主亲友、考核史实、编订年谱到最终下笔，都始终做到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此外，韩石山先生多年坚持阅读也同样为撰写传记时埋下岁月的伏笔。在山西大学史学研究氛围的熏陶及其自身努力之下，他最终成就了自己在传记著作领域的屡次佳绩。

纵观韩石山先生的成功经历，不难发现其与“切问近乎思，好学近乎知”是分不开的。从读书时期的奋进，到创作时期不止于对文学的空想，不断通过阅读积累自身的文学底蕴，不断尝试写书著文、投稿创刊，将自己的热爱真正付诸行动，再到传记写作时，不骛于史料的虚声，对自己所写下的每一个文字都做到有据可查、有理可讲……由此观照我们自身的大学生活，我们也应该不止于对未来生活蓝图的空想，更加积极地面对老师所教的知识，始终保持对知识旺盛的求知欲，以此为思维的起点，形成自己为人行事的思想。在山西大学讲演时，他激励青年学子为母校争光，他说：“如果它是暗淡的，将因我而光彩；如果它是平庸的，将因我伟岸。”望我们无论将来从事何种工作，都能像韩石山先生一样学以致用，形成自身独树一帜的风格，创造属于自身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