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人才辈出，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其中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就活跃着郭宪纲校友的身影。他在母校的培养下，经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做外交官的梦想。

1978年，如同成千上万名渴求知识的青年，正在工厂做工的郭宪纲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考试，如愿以偿进入了山西最高学府山西大学历史系。那年他26岁，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争分夺秒学习。除完成专业课程的学习外，还在英语学习方面下大力气，因为那时他心中就有了做外交官的梦想。为了实现理想，郭宪纲每天清晨朗读英文和背诵单词，雷打不动。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在山西大学举行的英语竞赛中，郭宪纲校友获得文科英语亚军。在这次英语竞赛成绩的鼓舞下，郭宪纲信心倍增，迸发出更高的英文学习热情，为日后考入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从事外交、国际问题研究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外文基础。

1982年7月，郭宪纲毕业后留在山大历史系工作。三年后，也就是1985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世界史专业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后，复旦大学要他留校。当时他为了实现当外交官的梦想，婉拒了复旦大学的好意，去北京外交部毛遂自荐。当时外交部干部司建议他去外交部直属智库“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于是他参加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入院考试并被录用。

做外交官，除了对外语有较高的要求外，还需要扎实的调研基础。而郭宪纲校友所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是国内研究国际问题的著名智库，对国际形势进行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研判和预测。这就要求研究人员密切跟踪国际大势，深入分析问题，把握形势发展变化的趋势，为国家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撑。由于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受过严谨的逻辑思维训练，郭宪纲校友撰写的第一篇调研报告，对形势的预测与后来形势演变相吻合，获得了院领导的肯定，一炮打响，事业的路越走越顺畅。

在1988年底，美国对柬埔寨的政策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值得研究和分析。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郭宪纲想起山大读书时梁鸿飞教授在解释“必然性”时，为了使同学们牢记在心，采用了一个公式，那就是：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这个公式深深印在郭宪纲心里。于是，他就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上全面梳理了柬埔寨国内局势的变化、各派力量对比的演变和地区国家政策的调整，以便探讨美国对柬埔寨政策的调整是否具有趋向性。

报告完成后，呈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王殊院长审批。他在报告上做了批示，认为报告写得不错，并建议修改成公开文章在《世界知识》上发表。王殊院长是国内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的调研报告曾获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好评。那时，国内有关国际问题研究的刊物不多，《世界知识》是很有影响力的老刊物，能在上面发表文章很难。由于王殊院长的推荐，文章在《世界知识》1989年第21期上刊出，排在头条。1990年，美国对柬埔寨政策进行了调整，与郭宪纲一年前报告的预测基本相同。日后，郭宪纲在山西大学见到梁鸿飞老师，还向梁先生汇报了此事，感谢梁老师当年对必然性所做的精辟论述，以及对他成功撰写第一篇调研报告的帮助。梁先生听了很欣慰，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连声说好哇！好哇！

此后，郭宪纲在《世界知识》上又发表了十余篇文章，其中三篇被《人大报刊复印材料》转载。《世界知识》对文章的质量要求很高，尤其是政策性方面把关很严。同时，《世界知识》是半月刊，时效性很强，从约稿到交稿的时间很短，要求作者出手快。因此，为《世界知识》撰稿，对郭宪纲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时没有电脑，稿件完全靠手写，还要按照刊物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处理，定稿后誊清需要较长的时间，有时完成稿件后已是半夜两点了，第二天一上班就立马骑车送到《世界知识》编辑部。

在《世界知识》上发表文章，不仅提高了研究能力，也磨快了笔头，从选题到成文的时间比过去快了许多。这就为日后到使馆从事调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馆调研工作的特点是：文字精炼、观点鲜明、速度要快。一般而言，当天发生的情况当日，或者最迟次日就要向国内报回看法和分析。1994年11月，郭宪纲被派到驻伊朗使馆从事调研工作。尽管他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是从事美国而不是中东问题研究，但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是相同的，加上有了在《世界知识》上发表文章的实践，写作速度较快，很快就适应了使馆调研的规律和频率，得到了大使的肯定。

四年后郭宪纲结束使馆任期，回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继续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战略研究所所长、副院长。直到2017年退休后，他依然关心国际形势，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东南卫视、深圳卫视、东方卫视，湖北卫视等新闻媒体合作，解读天下大事，盘点新闻热点，继续发挥余热。郭宪纲校友在回首成长为一名外交官和学者的过程时，经常谈到对母校永远怀着感恩之心。因为在他看来，之所以能实现外交官的梦想，山西大学给予他严格的学术熏陶和外语训练是最主要的原因，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