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永强 发表日期：2011.2.24
和孙凤翔先生的结识、结缘，我相信是一种命运的垂青和巧合！
孙凤翔先生生前是山西大学日语教授、中华日本学会理事，我认识他，始于2000年。此前的1980年代后期，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就闻听过先生的大名，知道老先生是山西日语界的权威。2000年9月，我参加了在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办的“中日学者关于日军山西细菌战研讨会”，并在会上头一次见到了人人尊敬的孙先生。70多岁的老人，其儒雅的谈吐、渊博的知识、颀长俊秀的身材，使我产生了“有凤来矣”的感受。尤其可敬的是他虚怀若谷、礼贤后辈的荡漾春风。会议期间讨论到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时，笔者指出了许多研究者不懂日语、不注意利用日方材料和成果、“自说自话”的现象。可能是心有同感，同时有培养后进的责任意识，会后凤翔先生屈尊找我，问我是否愿意跟随他学习日本文语（1945年以前的日语），方便以后的档案研究。我自然欣喜万分地应承下来，感到自己真是三生有幸，能有机缘跟随他这样的老先生学习。凤翔先生坚持分文不取报酬，义务教授。当我告诉别人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样的事实！
从2000年8月7日开始，笔者跟随凤翔先生开始了近一年时间的日本文语学习。针对笔者没有任何日语知识基础和从事档案文献研究的实际，孙老师因材施教，主要从日本文语的文法知识教起，使学习者在掌握基础的句型结构和句法、词法后，起码达到“望文生义”的程度，为以后的自修和提高打下基础。每周二、五两个下午，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到老师在山西大学的寓所上课。年近八旬的老先生侃侃而谈、循循善诱，我们两位三十大几的老童生洗耳恭听，好好学习。受惠于先生高超的授课艺术，我们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些文语知识，对于我们从事“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课题的档案选材，起到了很大作用。除了教授日语外，凤翔先生一肚子的其他学问，也不时汩汩而出，使人不忍离席。先生从15岁（1939年）踏入社会，期间除1944年赴日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科留学外，一直未曾离开山西，并且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如日军山西“残留”、国共内战军事调停、1950年代审判日本战犯、1982年山西省和日本琦玉县建立友好省县关系等等），加以个人天资聪颖，记忆力惊人，所以对山西政坛掌故、社会事件、名人细节等，往往都能娓娓道来、毫发毕现。对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档案馆就如秦始皇兵马俑一样，许多东西尚被掩藏在千档万卷之间，不为人知，一旦“出土”，就有可能成为有意义的巨大发现。他引用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诗句来进行恰当的比喻。当时，我正在从事《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一书的编著，当遇到有些语焉不清、不知来历的材料时，我总要找到孙老师，他基本上都能给予甄别和判清，并说出材料背后的历史。我记得当时有一份地址草图，上面只画了一些房屋，标注着“资料室”等名称，和档案案卷中前后文件毫无关联。孙老师看后立刻告诉我这是“残留”日军研究部在太原市西夹巷的房屋平面图，因为他当时就在该部资料室工作。另外一份“残留”日军关于太原布防的“对策建议书”底稿上，有几行眉批文字，孙老师告诉我们那是日酋今村方策的字迹。我本人撰写的一篇有关发现残留日军慰安所档案的考订文章，正是在孙老师的亲自过目和修订下，才做到非常具体、翔实，不遗漏任何字眼的较满意程度。
对于“日军山西残留”课题，凤翔先生不仅帮助我们进行档案文本的考订和辨识（当时觉得只要孙老师在，似乎一切都可以搞明白。后来他辞世了，才意识到，许多的民国往事也随他一起进入了历史的深处，后人恐怕再也难以清楚了），而且，许多“残留”往事也都活跃在他的脑海中，讲出来，对我们编著此书有很大启示。比如在1945年9月，美军协助受降小组飞抵太原，孙老师作为第二战区长官部交际处负责接待人员，亲眼看到日军第一军参谋部派出的联络官奥田大尉，当面质问美军伊尔拜少校：“我们日本人口有一亿人口，必须有相应的生存空间。请你设身处地地为我们想想。”这些话语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孙老师还讲到，“残留”活动的策划组织者和精神领袖、著名军国主义分子河本大作最喜欢两首诗，一首是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另一首是王维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前者反映了军国主义者不甘失败，后者则暗含思乡情绪，而当时正是有许多普通士兵要求返回国内，但策划“残留”的军官和其他军国主义死硬分子千方百计给予阻挠和欺骗。此外，元泉馨的骄横、今村方策的绝望、城野宏的晦涩，以及其他日军“残留”人物的个性特征，都在孙老师的往事闲谈中灵活逼真起来，使我们更全面和生动地认识了这些档案中的历史人物，自然，对于反映他们的历史材料也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只是，我现在仍感到，即使我本人，虽然比一般读者要接触到更多的档案和其他材料，但如果没有孙老师这些历史故事做铺垫，想单单通过已有的档案，还很难使“残留”事件与人物鲜活、生动起来。任何历史，可能只有在事件经历者的记忆中才能具体和鲜活起来。现在，历史当事者走了，孙老师也走了，历史都被风干了，留下来的，就只能是这些档案材料了，虽然有些干巴，你却也无奈。
中国人讲求学问的最高境界不是著作等身，而在于做人的纯粹。凤翔先生无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且不说像他这样的专家，基于抢救历史的责任意识，主动提出、分文不取地义务教授学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更使我感动的是，当时他已经身患白血病数年，身体条件并不很好。这样的情况是我随他老人家学习不久以后才偶然知道的。那是在2000年8月底，我和山西大学日本研究所赵金贵老师协同日本友好人士，到山西左权县进行日军罪行调查，他问起了我们跟随孙老师学习的事情，提醒我：你们也真够胆大了，孙老师得的是白血病，最忌劳累。我当时惊讶得张开了嘴，因为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每次去他家上课，总能看到他已经为我们布置好了学习材料，甚至小食品，总是感到他的博学和健谈，倾注于他的精彩解说，但万没想到他患有这样的大病。调查回去后，我向孙老师提出了终止授课的请求，希望他以保重身体为第一。我没有想到一个面对死亡威胁的人会那样坦然，孙老师拿出上海作家陆幼青的《死亡日记》，告诉我，两年前医院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他自己也有和陆幼青一样的想法，在死亡前认真做事，也每天记下日记，留下自己对死亡的感受。这样，在孙老师要求下，我们又跟随他学习了近一年时间，直到2001年7月讲完日荣社出版的《文语口语并说新国文法》的教材后，才停止授课。
2003年的非典灾难后，凤翔先生走了。我很清楚地记得，年初的时候，山西省档案馆的同事提出有一些日本占领时期的旧照片，搞不清来龙去脉和人物，我当时便打算带去让孙老师帮助辨识。但很快有了非典，每个人都不能自由行动了。在这期间，孙老师的定期检查和治疗也被打断，家居期间又不慎跌倒而骨折，身体羸弱起来。所以，非典一结束便住进了医院，白血病加重。这样，鉴定照片的事情我自然不能提及。当我去医院探视的时候，他还是那样健谈，身材消瘦，但精神一点也不显衰疲。后来，据孙老师亲人讲，孙老师一生就是这样，无论自己如何，面对他人总是亲切而精神，这体现了一种尊重。他一点也不谈论自己的病情，而是和我交流《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谈论国家与社会，谈论我们书籍的进展。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的日子。这一年的10月，在一片萧瑟秋风中，他静静地走了，时年正过八旬。送别他的时候，各界云集，连不少日本朋友也专程赶来太原，同他做最后诀别。当然，最多的还是他的学生们，大家还在网络上为他设置了灵堂进行祭拜。在我们出版的这本书的“后记”中，自然要专门写到他老人家的巨大帮助。而在我发表的另外一篇学术文章篇后，我也专门注明：“需要申明的是，本文的写作受到了著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已故山西大学教授孙凤翔先生的巨大启发。多数观点和知识都是他老人家的所有。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给予了作者和“日军残留山西研究课题”以巨大心血。灯前，作者以无限怀念之心情，追思他老人家崇高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情怀！”这些话，不是虚伪的客套，也不是为了“拉大旗”，而是我真情心声的表白。
孙凤翔老师的辞世，不仅是山西日语界的巨大损失，更是山西民国史研究的巨大损失，许多历史细节随着他的故去而故去。由于“日军残留山西”这一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决定了“日军山西残留”课题研究的重要性（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许多人都不知道，在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后，竟然还有日本军队成建制地留在中国山西，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而战）。没有孙凤翔老师教授我们日本文语，我们在进行课题选材时就会“老虎吃天，无法下口”，因为你不可能去聘请一个外来者到档案馆中一卷一卷地翻阅档案，确定所需材料。所以，我觉得不是任何组织任何人，而是历史和命运，托付我们结识了孙老师，一起完成这项使命的。我们的书受益于孙老师，我个人则更受恩受惠于他。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老一代学人那种好学、儒雅、谦虚、低调的为学为人风格，将使我终生受教。在孙凤翔先生送我的贺年卡上，他以长者先贤和前辈老人的身份，平等、谦虚地称呼我“永强兄”，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高尚的人格和魅力！
我不敢妄称孙老师的弟子，因为我的那点日语知识根本不配，但我确实算是他最后教授的学生，我永远地感佩他的恩德。不过，孙老师的无私情操，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有口皆碑。他尽自己所能，给周围的所有人以帮助，无论长幼，无论尊卑，也无论亲疏。一次我们正在上课，来了一位日语学校学生的家长（孙老师是这家社会办学学校的名誉校长），说是孩子要到日本交流学习，慕名而来想向孙老师借些日元。孙老师帮助了他，但后来这个家长却音信皆无，更不用说还钱的事了。据白老师（孙老师爱人）讲，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孙老师总是不记教训。
《孟子》中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我想，孙凤翔老师就是这样具有赤子之心的君子。否则，我又有何缘结识先生呢？
作者情况：赵永强，男，1968年出生，山西省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山西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1986级本科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3级硕士研究生。邮编：030045；通信地址：太原市朝阳街78号山西省档案局编研处；电话：0351—4399255 13513641296 电子邮箱：99-zyq@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