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初，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山大校园迎来了从英国远道而来的一家四口。他们就是曾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先生的孙子约翰·苏西尔（John Farrar Soothill）和夫人，以及重孙查尔斯·苏西尔（CharlesDavid Soothill）和夫人。就在之前不久，他们父子二人亲自为山西大学外语学院组织翻译的苏慧廉著《李提摩太传》写了苏慧廉小传（乔寿宁教授联系得稿并翻译，作为该传代序）。

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苏慧廉（摄于1900年前后，翻拍自沈迦《寻找·苏慧廉》一书）

由于以前收集到的资料甚少，《山西大学百年校史》只在第21页对苏慧廉做了简短介绍。更令人遗憾的是，对英文姓氏、年龄、哪里人、出生年份、学历、所属教派、在牛津大学任教的起始时间等均记述有误。近年来，随着对有关史料的挖掘，尤其是沈迦的《寻找·苏慧廉》一书的出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人们对苏慧廉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清楚。该书问世之后，香港凤凰卫视据此于2014年1月来山西大学采访，并制作了同名纪录片，于当月19日晚首播。1907年至1911年，苏慧廉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他在山西大学堂的时间可谓不长，但值得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敬意。借此山大120周年华诞到来之际，我们根据已获得的大量资料，特别是苏慧廉后裔写的小传和沈迦的专著，小心求证，去伪存真，给大家呈现一个真实清晰的苏慧廉。

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直译全名“威廉·爱德华·苏西尔”），1861年1月23日出生于英国英格兰约克郡（今西约克郡）哈利法克斯镇。他父亲是个普通工人，从事织物染色精整工作。苏慧廉在家排行老大，有五弟六妹。小学毕业后，他便外出打工，但仍坚持夜读自学。他起初想成为一名律师，也获得了从事律师工作的资质。因家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新教教徒，他最终成了基督教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的一名牧师。1882年英国偕我公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招募一个传教士去中国温州地区传教，他报名后被选中。然而，正如苏慧廉后来向他妻子吐露：他报名之后也有过犹豫。因为他也有过年轻人所珍视的理想，比如上一个像样的中学，接受大学教育等。但是从他被选中的那一天起，所有这些必须置之度外。

1882年9月13日，21岁的苏慧廉启程前往中国。同年11月2日抵达上海，即刻转往宁波。那时宁波是英国偕我公会在中国的传教中心。1883年1月12日，苏慧廉抵达温州。在温州25年，他重建城西教堂，开办艺文女校、艺文学堂，创建定理医院、白累德医院，业绩斐然。1903年10月20日，在艺文学堂新校园落成暨开学典礼上，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应邀做了开学演讲。1997年，温州城西教堂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就是定理医院和白累德医院。

来温州之前，苏慧廉的汉语知识很有限，只上了个短期培训班。他到温州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包括汉语及方言。当时的温州百姓只讲当地方言，也没人给苏慧廉做翻译。他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温州话，最终可谓成了一个温州话专家。1902年，他翻译的温州方言版《新约圣书》在温州出版。他同时钻研中国文化，编写了《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该字典于1898年出版，在西方汉学界影响甚大，是当时学习汉语的重要工具书。在之后的50余年，此书再版达20次。

苏慧廉能如此成功，与妻子苏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6—1931）的理解、陪伴和支持密不可分。苏路熙也是英格兰约克郡哈利法克斯镇人，父亲是石材商人。她1884年来中国与苏慧廉成婚，来陪伴这位当时在温州的唯一一个偕我公会传教士。那时温州有很多人吸食鸦片，她协助丈夫设立戒烟所，给约三**提供过戒毒服务。她与丈夫一起创办女塾，并主持学校工作。他们育有一女一子，均在中国出生。女儿多罗茜（Dorothea）生于1885年，儿子维克多（Victor）生于1887年。多罗茜六岁半时，与弟弟一起回英国读书。1907年，姐弟俩同时考入剑桥大学。维克多一战时期做过军医，后来当过卫生官员，但再也没有回到中国。维克多有二子一女，百年校庆时到访山大的一家四口就是他的二儿子和家人。多罗茜1911年大学毕业后重返中国，与校友包哲杰（A. G. Bowden Smith）共同创办了北京培华女校（最有名的学生大概就是林徽因）。1913年，多罗茜与英国驻华外交官、探险家谢立山（Alexander Hosie，1853—1925）在英国结婚，始名谢福芸（Dorothea Hosie Soothill）（谢氏原配于1905年去世，她是谢氏的第二任妻子）。谢福芸是英国知名作家，写了多本关于中国的书，如《名门》、《中国淑女》、《崭新中国》和《潜龙潭：北平新事》。

1907年5月，苏慧廉短暂回英。6月初，山西大学堂第一批25名留英学生抵达伦敦。这时他虽未赴任，但已接受了李提摩太请他接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的邀请，于是便以东道主和总教习的身份，宴请了这批远道而来的年轻人。苏慧廉带着家人，与这些留学生在塞西尔酒店共进晚餐。这个酒店是当时伦敦最豪华的酒店之一。1936年7月，当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访问山西大学时，时任校长王录勋特别邀请她参加了留英同学聚会。当王录勋校长带她看那块《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教职员提名碑》时，王校长说：“我们并不想让我们山西省忘记这里是怎么开始的”。王录勋校长就是当初第一批赴英留学的学生之一，他1911年学成回国，1918年8月至1937年11月任山西大学校长。

苏慧廉之所以接受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这个职位，是因为他“对教育充满信心”。1907年7月，苏慧廉正式出任西斋总教习，到1911年7月辞别太原，他在山西大学堂执教四年。为表彰他在西斋办学的功绩，清政府曾授予他二品顶戴花翎。他来校之前，本科已开办法律、矿学和格致3个专业。他任职期间，继续推进专业教育，开办了工程专业。增设了土木工程课，由欧师德先生授课。进一步加强了针对山西资源特点和发展需求的办学特色。除主持西斋教务外，他还讲授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和世界宗教课程。在他的指导下，山西大学堂得以进一步发展。

苏慧廉后来能成为卓越的汉学家，与他在山西大学堂期间“钻研汉语”和英译《论语》关系密切。据他夫人回忆：苏慧廉在山西大学堂并不清闲，他很少与人一起去郊游。因为每个学生都是通过了传统文化考试才进入这个大学堂，不少学生的中文知识并不比他差。“为了能和学生保持同步，至少是为了维护师长的尊严，苏慧廉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刻苦钻研汉语，但他却是一个很开心的学生。”在温州时，苏慧廉已在英译《论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山西大学堂执教的第三年（1910年），他的《论语英译》在日本出版。与理雅各（James Legge）1861年的《论语》译本，以及辜鸿铭1898年的《论语》译本相比，苏慧廉的这个译本是一个更易“为一个英格兰的头脑所接受”的崭新译本。1937年，经他女儿谢福芸编辑，《论语》英译本被收录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世界经典丛书”，再次出版。

山西大学堂成立之初，教材缺乏。译介西方各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教科书可解燃眉之急，但大部分学科的术语相当混乱，不同译者的译名各不相同，势必给教学和知识传播造成障碍。1909年初，苏慧廉在拜访学部侍郎（当时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副主管）严修时，提醒严修注意这个严重问题，并向他建议成立一个术语学委员会。严修申辩说没有资金，苏慧廉就引用孔子的话回应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严修听了之后，脸上露出了微笑。半年之后，当苏慧廉再次见到他时，他重复了苏慧廉引用过的话，说已委任严复筹建术语学委员会。1909年10月，以严复为总撰的编订名词馆成立（现常称为“科学名词编订馆”），专门从事科学名词的审定、规范工作。我国从此有了正式的科学名词审定机构。设立编订名词馆是严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做的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之一。其实这个建议最早是由苏慧廉提出来的。现今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是政府授权代表国家审定和公布规范科技名词的权威性机构和专业队伍。

1910年11月，山西当局接受了李提摩太的辞呈，同意接管西斋。1911年2月，苏慧廉正式办理了西斋移交手续。1911年7月，苏慧廉辞晋返英。而实际上，就在他离开之前不久，就已被任命为拟在武汉汉口创立的“华中联合大学”的校长。起因是当时基督教新教各宗派希望联合起来在中国办一所最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当时英国教会人士也组建了牛津剑桥联合计划委员会，由十六位教授和大学校长组成。他们知道苏慧廉在山西大学堂的聘期即将结束，便选聘他任该校校长。苏慧廉此时回英国就是要与该委员会会面。他的首要任务是筹集25万英镑办学经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年努力，他筹款达30万英镑。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等强国都卷入其中，创建华中联合大学的努力付之东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以“以工代兵”的方式参与了这次“欧战”，并在日后成为协约国成员，站在了胜利的一方。当年我国曾派遣至少数万名华工奔赴法国前线。有数百名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应征充当华工的翻译。为了稳定这些翻译人员的情绪，凡在法工作满一年的翻译可轮流到伦敦游历两周，每次以十人至十二人为限。到伦敦时由英国青年会接待，并导游名胜古迹。当时苏慧廉任英国青年会宗教事务部门主任干事，苏慧廉夫妇也在伦敦经营过一家旅馆，热情接待华工的翻译。为表彰苏慧廉在服务华工翻译方面的功绩，1920年2月，中国政府授予苏慧廉三等文虎勋章。

1920年11月16日，苏慧廉正式应聘为牛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汉学教授。就在同一天，牛津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硕士学位（1911年11月8日，剑桥大学已授予他荣誉文学硕士学位）。1928年2月至6月，他曾应聘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访问教授。在华的丰富阅历和学术积淀，使他挑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担，并做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9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赴牛津攻读博士学位，苏慧廉就是他的指导老师。苏先生指导他学习汉语、熟悉中国情况。1932年2月费正清来华，就是为其博士论文做研究。他在蒋廷黻教授的推荐下，在清华大学兼课。1936年1月，费正清返回牛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他后来成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在牛津期间，苏慧廉又陆续出了10多本书。他翻译了《妙法莲华经》，撰写了《中国与教育》、《中国三大宗教》、《李提摩太传》、《中国与西方：交往简史》、《中国简史》、《中国与英国》等著作。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用了10多年时间，与何乐益（Lewis Hodous）合编《汉英佛学术语字典》。迄今为止，这部辞典仍然是西方人研究佛教的参考工具书之一。

苏慧廉同时在中英外交方面起了重要桥梁作用。1925年，他被委任为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英方三个委员之一）。1926年3月至6月，苏慧廉随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先后在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天津、北京等地考察，协助处理庚款问题。在此期间，他还应邀参加了北大学术研究会闭会仪式，并在演讲中介绍了中英关系及牛津大学的情况。

1935年5月14日，苏慧廉在牛津布拉德莫路4号（家中）辞世，享年74岁。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讣告，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他的讣告和传略。他与爱妻路熙一起长眠在牛津的玫瑰山墓园。在《中国与英国》的序言中，苏慧廉曾深情地写道：“不论我如何评价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据一位名叫郭子雄的中国留学生叙述，在苏老离世前不久，他曾去看望苏老。苏老在病榻上声音颤抖地对他说：“国家是不会灭亡的，一个人可以死去，一个民族决不会灭亡。短时期的受外国压迫，在长久的历史中，不算什么一回事。你们不要太悲观，努力，努力向前去。”直到去世前，苏老还惦记着遥远的东方。

王孟本，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退休教师；乔寿宁，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