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一

梁园东（1901—1968），原名佩衷，字公宇，1927 年改名园东。山西省忻州市温村人。父亲梁际蓉，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志士。清末留学日本，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参加了太原起义，后弃官从事实业，开办了有相当规模的蚕桑试验场，同时在太原市开设了丝绸销售店，而这个店，后来就成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掩护据点之一。梁际蓉的思想行动，对青年时期的梁园东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1916 年，梁园东 15 岁，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六年学习期间，他节衣缩食，刻苦攻读。特别突出的是他对书籍的爱好，他经常出入新旧书店，广事搜购，对新出书刊更是绝不放过。很快他家成为一般读书人中藏书最多的人家，他自己也成为学识相当渊博的年轻人。

1922 年，梁园东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梁园东是一个热情、刚正、有抱负而又沉静好学的人，面对北洋军阀统治下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的现实，他坐不住了。“一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便一下子看见了前途。”他后来回忆说，马克思主义使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北大求学的第三年，经共产党员钱壮飞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该年 10 月，他在《大夏》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十年来之中国外交》，表现了他对国事的关切和对军阀卖国外交的愤慨。

1926 年，梁园东在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党组织派到武汉，参加党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工作。不久，由于工作需要，又被派回山西太原，任国民师范教员，同时参加党的宣传组建活动。他是当时山西党的负责人之一，其间，他和梁春霆、赵镜如、续俭等人，筹办出版了《滂沱》杂志。这是一份不定期刊物，通过文艺宣传革命，先后发行了四期。与此同时，他又组织了“滂沱社”，吸收进步青年，以进山中学学生为主，发展到百余人，使“滂沱社”成为当时和后来学生运动的重要力量。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梁园东在友人掩护下，逃离太原，只身赴上海。他在苦闷中感到，要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应先对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做深入广泛的了解，从此便转向文教战线，同时开始对中国社会历史做系统的研究。他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浦东中学任教，在大东书局任编辑，最后在大夏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其间，他除编著了初高中历史课本外，还出版了《五代中国史》《中国文学史》《爪哇史》等书。同时在各文史杂志上连续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在史学方法上，他发表了《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长文，特别是他发表的《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的前途》和《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实在是组织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等文，初步体现了对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他的一系列论文，是当时文化反围剿战斗的一部分。梁园东在当时的上海，不是一个宁静的学者，而是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文化战士。

二

1937年到1946年夏，他先后由大夏大学转湖南师范学院、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任教授。在这九年间，他在教学的同时，仍继续搞学术研究。在考证方面，他发表了《景亳考兼论〈商颂〉年代》和《桃花石为天子》等文章，又因当时研究边疆史的需要而译注了《回纥史》一书。在武汉大学的梁园东，虽僻处乐山，但积极支持民主运动，与进步人士有不少联系，并有机会听到周恩来的时事报告，认识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了解到他的家属仍在老家，便专电延安转山西忻县地区民主政府予以照顾。

1946年8月，梁园东随武汉大学迁回武昌。迁回武昌后不久，梁园东支持缪浪三教授创办俄语学习班，他自己也积极学习俄语，为直接阅读苏联书刊做准备。1948年，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负责武大支部工作。在汉口举行的全市人民庆祝解放大会上，他应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年他48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梁园东还主持了新成立的“武汉史学会”，印发了他的《研究古史的方法》一文。

三

1950年8月，梁园东接受山西大学校长邓初民和副校长赵宗复的邀请，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师范学院院长。1953年秋，师范学院独立建院，他被任命为山西师范学院院长。这几年是梁园东心情最舒畅、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他一心一意为实现多年的理想抱负、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文教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山西大学基础比较薄弱，他到校后，首先大力延聘教师。他从全国各地招聘来不少有名望、有学问、有教学经验的教授、副教授，较快地配备起师院各系的教师班子。当时的邓初民校长，是他的老朋友，是著名的学者教授；赵宗复副校长，尽管多年从事党的教育行政工作，但从不放弃科研，常发表文史方面的文章，他们相得益彰；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师们积极性高涨，一时学习、学术空气相当浓厚。梁园东身为院长，行政工作之外，既不放弃教学，也不放松科研。他开始把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写成一部通史。1951年夏，他又受省教育厅委托，创办了六个专修科，一下子增加了400名新生。他除加聘了十来位教师外，还充分发挥在校教师的潜力，解决了教学方面的一系列困难。他的办公室只有一个干部、一个工人，一切行政工作都由他一人处理。而他还能挤出时间听教师们讲课，不时提出合理的建议。他就这样不知疲倦地愉快工作着！

梁园东非常重视科学研究，他以爱才而著名，对教学好的教师，要求他们科学研究也好。他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抓学报，经一年多的准备，《山西师范学院学报》第一期于 1957年2月出版，他在其上发表了《关于〈诗经·噫嘻〉篇的解释问题》，是与憩之《关于〈周颂·噫嘻〉的解释》一文进行商榷的，实际也是与郭沫若进行商讨。在此文前后，他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中国史的问题》一文，被收入《新华》半月刊。之后又在《山西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上发表了《处理中国上古史的方法问题》，还向中国史学会提出《有关中国史分期的意见书》。

1956年秋，梁园东受九三学社中央的委托，负责筹备太原分社，并担任了分社主任委员。在他的带动下，太原各高等学校许多教学科研有成就的教授专家，纷纷参加九三学社，为党的统一战线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四

梁园东在学术上特别是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第一方面是对史学方法的论辩，第二方面是对古史分段或分期的探讨。梁园东的言论，对后来进一步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史得出较正确的结论，是起了积极促进作用的。

梁园东的历史研究更重要的一方面贡献，是对中国前途的探索。梁园东于1933年1月发表的《中国社会的前途》及《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核心——实在是组织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中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就是要求“革命”。梁园东紧接着还发表了一篇《中国民族的特点》的文章，大声呐喊“起来吧，中国民族”，显然他所谓的“最合理的生活组织”、所谓“大同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义语。

梁园东对古史的考证，也是他史学研究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有 17篇论文。其中有的是对民族的起源、发展、迁移的考证，如他对“图腾”的研究，就下了不少功夫。

梁园东对民族方面的研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用大量确凿的史料，驳斥日本侵略者制造的谬论。他指出：中国东北以至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即为中国民族的分布地，为中国文化的支配地，是早为中国所治理的区域。日本人说东北不是中国国土，完全是胡说。

梁园东对古史的考证，都是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经过精密的分析研究而做出的，故能独具只眼……

梁园东在史学研究上不随人俯仰，致力于深广的研究，有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正是学者们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