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的十年，成长的十年、青春的十年，都是在山西大学度过的。

忙并充实着

人生路上的一些重大选择、转折，往往在看似懵懂、看似随便的经历中发生的。我的初民学院文科试验班、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就了自己珍贵的十年人生。

2009年9月，我考入了山大初民学院。我们的学院是当年新成立的本科学院，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大学的第一任校长邓初民的名字命名的学院，所以，我们算得上是“拓荒的一代”；尤其是文、史、哲三个专业的知识都需要学习，因此，学院课程设置基本是满满当当，有时晚间和周末还要上课，基本上每天多是匆匆忙忙，赶上赶下，故而自嘲：这哪里是大学，简直是“高四”！

但我们又是非常幸运的一届。文科班实行文、史、哲相结合的“通识”“博雅”教育，学院领导积极为我们争取和提供最优越的学习条件，不时惹得其他学院学生的羡慕。虽然学习任务有些厚重，但后来观之，这不仅扩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而且丰盈了我们的知识储备，从而能够自主、快速地进入某一个领域开展研究。同时，学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优秀的师资队伍，多数老师都是各自学院抽调的教研精英，甚至还返聘了部分已退休的荣誉教授。可以说，我们既见识到了老一辈学者的优良治学传统，又汲取了新一代学者的前沿见解。“学不可无宗，但不可有门派。”历史系卫广来老师的话，深深刻印在我的心里。新老结合的传授方式，影响到我们的学识，还有人格。

我们有更多的科研训练和社会实践的机会。我自己主持了一个校级的本科生训练项目，利用假期与组员一同考察了家乡的历史文化资源，并获得了“优秀实践员”的称号。我还有幸参与了由文学院李正民老师主持的省级训练项目，这项成果，成为我本科阶段最为光彩的成绩之一。遗憾的是，毕业那年，李老师溘然长逝，无法再听教诲。

大三那年，虽然忙于备考研究生，但又“半路出家”，当了文科班的班长，为学院和班级分担一些工作。原本不善交往的我，开始与更多的老师、同学接触、交流和相处。我们104位男生女生，住在一个宿舍楼里，方便了平日的串门、畅谈和玩耍，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同学情谊和集体认同。我们不只在空间上是共处的，在心灵上更是一体的。所以，毕业那年，我们对毕业T恤衫上的“we are family”一句，情同深受，无限感慨。辅导员田文珊老师的那句“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便是对我们班级的最好诠释。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株火苗，一颗亮星。

学术门前的敲打

2012年底，我确定保送本校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跟随行龙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当时虽未本科毕业，但已经开始在行老师的指导下，接触原始的档案资料，摸索着治学的路径。期间，我与其他几位同年级的硕士，一起分类、整理和编目了太原赤桥村的档案资料。只记得整理资料过程中，灰尘扑面，并伴随着一股“陈年旧味”，着实是一件苦差事。但是行老师则一直强调，要让学生参与到整理资料的工作中来，要让学生熟悉资料，继而自觉发现学术问题。整理资料的工作，不仅是我，而且是中心历届学生的必修课。由这件“苦差事”所积累的经验，也成为大家开展学术研究和应聘工作岗位的重要优势。

记得当时我们这一届的几位学生都要做口述史，而且专门选修了口述史课程。我翻阅资料，并利用假期在自己家乡开展田野调查，口述访谈，得知山西旱烟的历史要从曲沃讲起，而曲沃旱烟的历史则要从我所在的村子谈起。只可惜，我的访谈对象不久离世，我的访谈计划还未真正开展便夭折了……由此，我深刻明白了中心多年来大力提倡走向田野、开展口述访谈、搜集历史文献这一长期事业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与接触口述同步进行的是对量化史学的学习。2013年7月，我即由中心胡英泽老师推荐，前往上海交通大学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计量史学方法的学习。之后，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计量史学团队合作，开设了为期一年的计量史学方法课程。我参与其中，学习到了计量分析的相关案例、理论和方法，基本掌握了计量分析工具的利用，并尝试利用一些材料做一点研究。之后的几年，计量史学形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和潮流。而此时，我已经开始反思计量史学的弊端。除非真正了解一个领域，否则我们肯定被牵着鼻子走。

我们倡导并践行“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把文献与田野结合，从现实中理解过去，从过去中体悟现实。2014年五六月间，我随中心师生到山西永济开展田野考察工作。之后，2015年、2017年、2018年，我又随中心师生到浮山县、绛县、岢岚县开展田野调查。而我自己或跟三三两两同学外出考察的次数，则真的有点数不过来。后来的博士阶段，我又多次下乡，独自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抬头望，高山就矗立在路的尽头。

参与过这么多的工作，走过这么多的地方，看过那么多的材料，又眼见别人取得若干不错的成果，自己也看了不少的书，做了很多的笔记，但成绩却很少，心里难免会有些游移，有些焦急，有些起伏，有些眼高手低，有些英雄气短。两三年里，我在学术的大门前，敲敲打打，绕来绕去，始终未得入门。这是教训，也是经验，是成长路上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恰恰是这些得失，让人成长。

凿一口自己的井

2015年，我有幸硕博连读，跟随胡英泽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上研究生之前，在读硕士期间，胡老师的严格在学生圈里是“出了名”的。硕士阶段，他即是我的第二导师。读博士之后，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多了，才更真切体会到他的这种“严格”。

胡老师要求学生“守”在中心，坐在他能够“看得见”的地方。什么叫“守”，什么叫“看得见”。就是学生每天要到中心看书、学习，要尽量处于老师的视野范围之内，要让老师知道学生每天在做什么，老师要做到对学生的基础和潜力心中有底。胡老师在办公室手把手教我怎么查找资料、寻找问题、设置文章框架、使用学术表达，然后来回几次反复修改，最终成文发表。他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么细致的传授方法和经验，之后全靠自己去慢慢领悟和总结了。

胡老师要求学生保持“真诚”。什么是真诚？它不仅仅是一种品格上的对人对事的优点，更是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他还要求学生在一处用力，精耕细作，刻苦钻研。胡老师惠赠的一本书上，给我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凿一口自己的井”。就是告诫我要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不是到处掘井，皆不及泉。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事事操心，件件成功。有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添加，而是适当的减少。胡老师如此要求学生，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为人师范。严师出高徒，我虽非高徒，但令人庆幸的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了山西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并被推荐山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是老师教、学生学，教学相长的结果。

回顾前十年的山大生涯，无论外界如何干涉，自己始终不改初心，奋力前行。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必须完成的任务，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最重要的任务。前后相继，步步推进，才能稳扎稳打，水到功成。

十年里，自己的成长，伴随着学院和学校的改革发展。换句话说，自己十年的成长，又是学院和学校十年改革发展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