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这里的赵老师，是北师大文学院教授赵勇，他是我的老师，但在我的眼里，他不仅仅是一位老师，还是——
一位会讲故事、能把深奥的文学理论予以欢畅言说的著名学者
我的这种认知产生于2005年10月。那时，我正在读一些与大众文化有关的论著，其中，他的《透视大众文化》和《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给了我很大触动。因为它们一点儿不像其他论著那样，摆出一副冷酷的面孔，倔屈聱牙很“康德”，而是通透晓畅、鞭辟入里，处处洋溢着叙述的欢乐。比如，《透视大众文化》对当代影视之“性与暴力”的分析、对冯氏贺岁片“骨灰盒”里秘密的揭示、对广告中欲望诱惑的阐述，都让人有种跋山涉水登顶后一览众山小的舒畅。值得提出的是，这两部著作都是他在读博期间写就的，一部是博士论文，一部是博士论文的副产品，加起来有60多万字。这两部著作，让他从一个与我素不相识的人成了我心中“会写的赵老师”。
凡与赵老师有交往的人，都知其能写会写。2006年9月，长治学院中文系主任曾以老教师赵勇为例与我们新教师谈科研，他说赵勇能写会写，14年发了70多篇文章。他还说，赵勇勤奋有才，1999年去北师大念博士了。14年发70多篇文章，够亮眼！但更亮眼的是，博士毕业后，他平均每年发10篇左右的论文、批评和随笔，其中，被三大文摘转载的有五六十篇；他写作、翻译、编著了《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法兰克福学派内外》《赵树理的幽灵》《大众文化理论新编》《文学与时代的精神状况》等十几部著作，而《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和《法兰克福学派内外》还获得过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2018年，汪民安、李建军在文章中这样说道：“赵勇是国内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这些不同来源的材料源源不断……赵勇将它们安置在不同的论述结构中……正是这些不同层面上的材料的支撑，使得他的写作不断递进，在人们似乎感觉到最终的论点呼之欲出之际，一个重要的转折又出现了……这使得赵勇的文章形成了一个递进而繁复的结构，就像复杂的侦探小说一样令人眼花缭乱。”“他最值得注意的特点，还不是这些，而是文体意识的自觉。条畅而雅秀的随笔体表达，将赵勇的‘论文’升华为‘文章’，赋予他的作品以彰明较著的风格和引人入胜的魅力。”这是读了《法兰克福学派内外》《赵树理的幽灵》后，他们发出的由衷感慨。
一名有责任、有担当，甘冒风险与社会战斗，用文字警醒世道人心的知识分子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人、文化人，而是心中有社稷、眼里有苍生，敢于抵抗现实，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这重身份可从他2006—2008 年为《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齐鲁晚报》等写的近200篇、30多万字的时评中清晰看出。在那时，他对文化、社会、娱乐、教育、艺术、文学等各个领域发生的有一定影响的事件都进行了及时介入，如南方雪灾事件、黑砖窑事件、作家富豪榜事件、《蜗居》事件、范跑跑事件等都在他的笔下出现过。通过他的及时介入和深度分析，读者不仅知晓了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看到了隐藏其后的那些影响社会进步和民众觉醒的残酷事实。毫无疑问，在犬儒主义风行、思想淡出的时代，写这些批判性、思想性的文字是不受待见并有风险的，而且也不计入“工作量”，因此，一些学者即使有想法也不去写，而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但赵老师没有这样，他义无反顾地投入这种风险写作中，用他的笔、他的智慧和文字写出了他的认识、他的愤怒、他的无奈。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有风险？ 他当然知道，而且他还知道这样的文字与学术论文不同，是速朽的。但他还是坚持这样做，因为有一种“压在纸背的心情”，警醒世道人心的良知、责任和担当在催动着他。事实上，他并不是2006年才开始这么做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就开始了对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批判，表露出要说真话的愿望。他的理想，也不是仅仅成为一名“有学问”的学者，还要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并在“学者身份和知识分子角色扮演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向往一种自由言说说真话的境界”。因此，他特别推崇赵树理，因为他敢于为民请命； 也异常钟情萨义德，因为他们敢于说真话，向权势说不。
一个朴实诚恳、笃情重义的实在人、有情人
颜小芳在评价《赵树理的幽灵》时，曾用大量篇幅论述赵老师在工作中体现出来的实诚或实受精神。她说，对于赵勇而言，实受“就是不管是讲课还是做研究，他都能贴着真实的生命体验，不浮夸、不空洞，不横空出世、不剑走偏锋，而是有章可依、有迹可循，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其实，不仅工作中，日常生活中的赵老师也是一个这样的实受人，相信只要读过他那本引起广泛好评的散文集《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的朋友，都会和我一样，强烈地感受到从他身上迸发出来的那种赤裸裸的、没有丝毫掩饰的深情。他的恩师童庆炳先生很欣赏他的这种为人，曾在多个场合表扬他“不加掩饰”“情信”。他对童老师的感情也非常深。在这里，我想再说两件他和他的老师们的事情。2015年6 月，童老师在金山岭长城过世，这让赵老师极度悲伤。不久， 他写出了首篇忆念恩师的长文《蓝田日暖玉生烟》，字里行间流淌着对恩师的款款深情，读之让人动容。不久，他又写出了第二篇忆念恩师的文章，依旧言辞恳切、情深义重。再后来，他每年都要写几篇与恩师有关的文章。2022年除夕，他还在为恩师的《朴》写书评，他说，只有这么做，“才觉得可以过年了”。不给老师的书写书评就不能过年——只有笃情重义的实受人才会这么做！事实上，他不仅对恩师这样，对其他师友也是如此。《落花无言 人淡如菊》是他追念中国人民大学陈传才老师的一篇文章，从中，我们可感受到他对陈老师感情的那种澄澈。陈老师的学生——河北师范大学邢建昌教授转发此文时说：“厚道而有情谊的赵勇，留下了恩师如此珍贵的照片。”
若细心观察还会发现，三重身份之下，裹着赵老师的一颗“真”心，或者说，他始终在追求“抱朴守真”的生活：剥除语言迷雾是求理论之真，坚持说真话是求事实之真，不加掩饰地用情是求情感之真。那么，他为什么要追求“抱朴守真”的生活？“难得糊涂”不是更好吗？不好。1981—1985年在山西大学求学时，他的老师邢小群、梁归智、程继田等早已对他言传身教——不能走那条路。在一篇写邢小群老师的文章中，他说：“她那颗怀疑、清理、反思乃至批判之心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课堂上就开始萌动了……那是对我们的全面启蒙——文学的、人性的、政治的，甚至人生格调的……现在想来，邢老师的课堂于我而言，就是新启蒙的一个重要场所。”而且，邢老师还直接助力他的处女作在《当代文坛》发表。在回忆梁归智老师的一篇文章中，他也深情叙述了梁老师对他的影响：“梁老师也笑了，但是当他收起笑容开讲《窦娥冤》时，却是对悲剧的严肃反思：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西方世界的悲剧观是怎样发展的，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悲剧喜欢有一个‘大团圆’结局，恐惧与怜悯究竟是怎么回事，‘善恶相报’何以具有反悲剧色彩……它对我的启迪也依然至关重要，因为悲剧问题是我学术研究的起点。”
这么说来，赵老师“抱朴守真”的生活方式上是盖着一个大大的“山西大学”印章的，是它影响了他，成就了他。
魏建亮，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