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鲁迅先生写有一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纪念他的老师章炳麟。我把鲁迅先生的题目借来，为我的老师姚奠中先生八十寿辰写一点文字，以表示作为一个弟子的敬意。我之所以敢这样斗胆，是因为这里存在一种因缘——姚先生是章太炎晚年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时招收的研究生，他是亲炙了太炎先生耳提面命教诲的真正的“门墙桃李”。而我，虽不才，却也有际遇——是姚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员。论起承传来，我竟是“太炎先生再传弟子”呢，至于贤或不肖，那又是另一说了。依照老传统，我不该在文中直书姚先生其名，而该用字或号的。姚先生本名豫泰，奠中是字，今以字行，我也算没有错了规矩。
就读姚门，三年时光。那时候百废待兴，一切都有草创的意味。恢复高考招生之后，姚先生一下子招了十一名研究生。他很久以前可能培养过一两个研究生，但事隔多年，忽然招来一个“班”，怎么个培养法，不但姚先生，全国的老专家、老教授，都有点摸着石头过河，各出机杼呢！除了外语、哲学等公共课及另请一位先生开古文字课外，姚先生亲自开了中国古代思想、《汉书·艺文志》学术思想、文艺学和古文论、中国文学史专题和科研实践等课程。学术思想为基本教材，梳理学术传统的渊源流变，是一门融文、史、哲为一体的课。现在回想起来，也就是四五年后人人都在讲谈的“文化”。文艺学和古文论打通现代和古代的文艺思想，使学生获得高屋建瓴的视角。文学史专题从《诗经》《楚辞》、司马迁到李杜、苏辛，到《红楼梦》，厘清了两千年文学发展的脉络。结合讲授，先生让我们把几种不同的文学史读本对读细阅，参校同异，做详细笔记。科研实践课则培养动手能力，先生亲自带领我们选注编写了三部书稿。这样不仅使我们参与了选、编、注、写的全过程，熟悉了各种工具书、原始资料的使用，掌握了做科研的基本方法，而且实际搞出了好几项科研成果。这一套设计方法，真是事半功倍，既出人才，又出成果，充分体现了姚先生教育思想的“活”和教学方法的“巧”。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点是很突出且不同凡响的。当时曾有个别同学不理解先生的路数，抱怨读文学史的研究生不多讲读具体作品，毕业工作以后，经过几次成功与失败， 才悟了过来。不拓展思路、不理会“门径”，就是读上几十篇、几百篇诗文，终究还是在“门外”转悠。
姚先生是朴学大师，治学从小学（文字、训诂、音韵）和学术史角度入手。先生特别专精的是先秦诸子和诗词考评。对明清小说，涉猎广博而未专治。我出于自己的气质、经历和读书背景，不知怎么着，一下子钻进了《红楼梦》，搞起了“探佚”这个有点“歪门邪道”的研究。我写的第一篇论文《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得到先生的肯定和支持。此后我写了一系列探轶论文，又得到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对此，姚先生不仅没有丝毫芥蒂，而且由此与周先生从不相识到结为学友。后来我的论文结集出版，周、姚两先生分别写了序言和前言。周先生是酷爱红楼的，姚先生则在前言中一开头就说：“我不喜欢《红楼梦》……”相映成趣，成为学坛佳话。姚先生尽管自己不喜红楼，可是仍然在前言中客观、准确、科学地评价了我的研究成绩。后来周先生来信，对姚先生的气度和识解极表感佩。我在北京见到周先生时，周先生又一次和我谈到，像姚先生这样阔大实在难得。周先生把自己咏红的诗写给姚先生，姚先生也写了一首绝句奉答：
证梦当年苦用心，雪芹异代得知音。
读君佳句见怀抱，作育英才情意深。
以“作育英才”为人生追求，这确是姚先生的卓荦之处。姚先生在给周先生的一封信中谦说自己著述不丰，周先生回信说，您是一位了不起的朴学家、教育家，岂必“著作等身”才算对人类有贡献呢！
其实姚先生出版有论文集，发表过论文百余篇，编写过十多种著作，在诗词创作、书法、绘画、篆刻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多才多艺、学养极为深厚的人。我听到过这样的“轶事”：先生蹲“牛棚”、烧锅炉时，有人拿《康熙字典》上查出的难字僻字来考先生，却没能难住他，可见先生功力之深。先生曾不无得意地对我说，他烧锅炉和进行其他劳动都是一把好手，常被工人师傅“重用”！先生说，什么事只要肯动脑筋，就能找到诀窍。
就我多年的接触、了解，姚先生是一位“用世”之心极强的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总是萦绕于怀。因而不管逆境、顺境，无论是教学、行政还是社会活动，只要做一件事，就会全力以赴，从没有“偷闲”的自私打算。我个人的看法，虽然姚先生对庄子深有会心，但主要是看中了庄子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豁达”的那一面，本质上，姚先生实在是一位很纯粹的“儒者”，颇有孔子救世的情怀，连庄子也被“儒家化”了，常常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求此时心安，不管身后名业。这种格局的“儒道互补”自然是很感人的，因而先生的精神状态总是那么昂扬向上，从不叹老嗟卑，就是在境遇最逆之时，也能保持乐观，为社会尽力所能及的责任。但因此，各种学术之外的活动也就过多侵占了他的时间，许多颇有创见的学术见解不能深化为宏大的体系发表出来而成为沧海遗珠。历史上有一些绝顶聪明的人，当逍遥派，满腹经纶，代为自娱，无名利之想，亦无刻意之求，因此他们往往带走得多，为后人留下得少。历史上还有一些人，关切世事，总是难以忘掉社会苍生，因而为许多具体的事情耗费了他们的精力和才智，他们往往是带走得多，留下得少，因为他们的许多好见解没有机会被筑成杰作。姚先生是后一种人，虽然别人感到遗憾，但他自己也许是“求仁得仁”吧。姚先生“不喜欢”《红楼梦》，对“个人主义” 的作家不如对关切社会的作家更有兴趣，原因可能在此吧。我曾经代一位朋友向姚先生求字，那位朋友是个浪漫派，想让姚先生写一张“开辟鸿蒙，谁为情种”的条幅，姚先生不肯写，说我的字得代表我自己呀。最后姚先生写了一幅鼓励积极向上的字给他。
我赞赏姚先生青年时代过蒙城庄子庙写的几首五古中之几句：“世人唯寂寞，庄周独多情。隐词皆感激，高歌同哭声。”姚先生独许庄周“多情”而扬弃了他的虚无悲观，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把庄子思想“儒家化”。姚先生因此对社会“多情”，对朋友“多情”，对学生“多情”。凡出自姚门的弟子无不具有“如沐春风”之感，有许多师生情谊的故事。著名历史学家、原山西师范学院（山西大学一度被取消，改此名）院长梁园东教授是姚先生的老朋友，20世纪50年代初姚先生就是应梁院长之邀从南方回山大执教的。姚先生对老朋友梁园东教授的去世始终未能忘情，亲自主持并一再督促我跑北京、上海各大图书馆，把梁先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学术论文一一查出，复印拍照，终于选编出版了《梁园东史学论集》，使学海遗珠再现光芒，并亲自撰写了《梁园东教授传》冠于书前，对梁先生的生平和学术做了详尽的介绍和科学的评价。姚先生促成此事，实在比出版自己的论文集要热心得多。尽管梁园东先生是我的岳祖，扪心自问，没有姚先生的鞭策，我恐怕缺乏足够的热情和韧劲玉成其事。
正是这段对社会、对人间绵绵不断的情，构成了姚先生人格和风格的核心，并映射到他的学术、诗词、书画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书法，姚先生虽以其为“余事”，实已达到很高的境界，社会对之有崇高的评价。我的私意，姚先生将以一位成就卓著的教育家、颇有建树的社会科学家、入贤入圣的书法家和尽诚竭节的社会活动家而名世。十几年前我刚入学受教于姚先生时，曾写过一首小诗芹献于先生，自以为能得先生之神。就录下它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风骨形神百炼成，人间炉火自纯青。
冰心犹比童心炽，一泻丹崖春永生。
作者简介：梁归智，中文系原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原教授，曾师从姚奠中先生攻读古典文学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