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一
能够采访刘波老师，是我的荣幸。
老先生是慈祥的、亲切的，没有拒人千里的疏冷客气，我心里充满了感动！
坐在刘波老师的书房里，我悄悄地调整着自己的心绪，想要提出此次采访的问题。谁知我还没有开口，刘波老师倒先说话了，他先对自己做了一个评价，说：“我认为我是一个在学术和政治上都很成功的人。”听了这话，我着实吃了一惊，不是因为他的成功，而是源于他的自信和坦率。在随后的交流中，我才顿悟：自信与谦逊其实并不矛盾，在所谓的成功者的行列里，只有滥竽充数的人，才会害怕承认自己的成功；而真正的成功者们从来都是敢于肯定自己的，因为他们有艰辛的奋斗史和累累的成果足以证明自己。刘波老师便属于后者。是的，他谦和的笑容、成书的文稿，无不向我昭示着一种精神和力量。这种精神是心如规矩、志如尺衡般的学而不倦；这种力量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正是这样的精神和力量铸就了刘波老师在学术和政治上的重大成就。
二
1927年3月，刘波出生于天津市武清区黄花店。父亲是一个造酒厂的总经理，厂址在距北京30公里的青云店，因此，家庭经济还算殷实。父亲很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心和教育他，然而父亲性格中的开明和乐观、忍耐与坚强却是刘波最先汲取到的一种精神营养，这使得他在此后的人生路上受益匪浅。
1948年，刘波考上了当时的中国大学生物系。第一个寒假后，中国大学与北师大合并，组成理学院第二部。1949年适逢山西大学向中央申请创办理学院，而中央经过权衡之后决定将理学院第二部划归山西大学，于是刘波即远赴山西大学进行二年级的学习深造。从此他与山西、与山西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曾惊讶于刘波老师的这种决断：山西大学虽然是最早创办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但是当时北京还有更多有名的高等学府呀，是什么样的决心和勇气使他义无反顾地来到偏远的山西呢？刘波老师笑了笑说：“当时山西与各地的差别没有多大，我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只是想来，结果就来了。这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机遇。”采访中，刘波老师一直向我强调他的成功来自机遇和奋斗。是的，机遇加奋斗，这是所有成功者的“五字箴言”。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啊！在我的感叹中，刘波老师又向我说起了他的第二个机遇：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神州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当时他正上大学二年级。在第一节植物形态学课堂上，曾留学法国的王宗清教授沉重地对学生们说：“我们偌大一个中国，现在只有几个人在研究真菌，这怎么行呢？希望你们当中有人能立志于真菌的研究，早日填补我国真菌领域的空白。”王教授的一席话点亮了刘波心中的一盏灯，一盏梦之灯。从此，在它的指引下，这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找到了自己人生前进的方向。
三
“认准一条路，百折不回头。”是的，“认准了方向，当然就应该踏踏实实地走下去”。这是刘波老师的话。在大学里真菌仅仅是植物形态学的一部分，但是他特别钟爱这部分内容。刘波大学毕业后，自愿来到吕梁山下的汾阳中学教书，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职业教学生涯。远离都市繁华，他却呵呵一笑：“当时的汾阳中学有很好的实验设备，环境也很好，这些对真菌的研究工作可是有很大帮助的呀！”事实证明刘波老师的选择是没错的。在汾阳中学，他一面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一面艰难地叩击真菌世界的大门。那时候的生活是紧张而快乐的。刘波老师说，汾阳中学的环境很好，夏天绿树成荫、花香沁人，冬天白雪皑皑、疏梅映窗，更重要的是，汾阳中学背靠的吕梁山给他采集蘑菇标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距离汾阳中学二三十里地有一道沟，叫头道川，那里有一片茂密的森林，他经常带着学生到那儿去采集蘑菇标本。林区的树木很茂盛，地上更是杂草丛生、荆棘遍布，而每逢下雨后，空气会变得特别闷热，杂草堆里也会滋生出很多蚊子，偶尔还会有几条蛇在地上蜿蜒而过。但这些并没有吓倒他和他的学生们，几年来他们在这片林区里搜集了多种蘑菇标本，这对他的真菌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帮助。1956年刘波加入九三学社，并在《生物学通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锈菌》，随后几个月，他又接连发表了《蘑菇的采集鉴定与保存》等文章和译文。他的名字引起了母校的注意，这年9月，他被调回母校生物系任教。
四
“事实上，我回校以后，立即被派到上海的华东师大去进修，时间是两年，而我的第一本著作《蘑菇》便是在华东师大进修时写成的，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系统地研究蘑菇形态、特征及生态环境方面的专著。”1960年，他的《黑粉病菌及其防治》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64年，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蘑菇及其栽培》。1966年，他的《黑粉病菌及其防治》修订本也出版了，这期间他还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至此，刘波老师在真菌学界脱颖而出了。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各种空隙，继续着自己的真菌研究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人说起一种叫“舒筋散”的药，是用多种蘑菇制成的，于是他便找到医药公司，并在库房里找到十数种蘑菇，由此，他开始了对药用菌的研究。在那样的年月，这样的研究是很艰辛的，当时这方面的资料和标本都很匮乏，于是，他便暗地里尽一切可能查阅中外文图书，并且利用各种机会，到各地去拜访乡下老中医，收集民间有关药用真菌的资料和标本。艰苦的奋斗当然会换来丰硕的成果。1974年，他的惊世之作《中国药用真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出版后被日本真菌学泰斗平冢真秀教授组织人力译为日文，于1975—1977年连载在他们的《菌蕈》月刊上。至此，由中国人写的生物领域的专著首次被外国人翻译，这在中国的生物学界是史无前例的。由于这些斐然的成绩，1978年他被破格晋升为教授。说到这点，刘波老师是颇有些自豪的。
五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在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时期，刘波老师也在国际真菌学界声誉鹊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五年，他著书6本，仅1984年就出版了4本专著。其中两本英文专著和部分论文分别在美国、联邦德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家出版和发表。提起这样的成绩，刘波老师是平静的，但是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却显得格外激动，一再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知识分子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这次会议，也不会有他此后的诸多成就。听了他的话，我突然明白了他为何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何半生执着与坚定于学术研究，原来是源自对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赖和崇敬。
刘波老师一直致力于地下真菌的研究，他是中国地下真菌研究的创始人。中国拥有丰富的地下真菌资源，但是在1963年以前仅报道过数种。经过他和他的合作者系统地进行采挖和研究，21世纪初就达150种以上，他们为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彻底否定了西方学者中国没有地下真菌的错误论断，并将中国地下真菌的研究提高到了应有的国际水平。
在1964年以前，他发明的菌砖式食用菌栽培法，就已推广至全国及日本，为农民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收益。1984年，他又出版了《低等真菌分类与图解》一书，这为农业真菌病害防治和轻工业发酵菌种的鉴定，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从1983年与几个同行创建山西省食用菌开发研究中心到1987年担任山西省食用菌开发领导组的副组长兼顾问，刘波老师为山西的食用菌产业的发展， 为大批农民走上致富之路，甚至为山西的食用菌出口创汇，都做出了极大贡献。为了表彰他的此项贡献，1997年，中国食用菌协会特意给他颁发了杰出食用菌专家荣誉证书。
刘波先生的成就实在是太多了，各个时期、各个类属，或大或小，真是难以排列，只好粗略记述，他独立或与人合作发现真菌新属4个，新种和新变种115个，填补了世界真菌领域的空白，并在国内外出版真菌学专著23部，主持、策划2部，主审2部，发表论文144篇，应同行学者之邀为他们的著作写的序、前言、介绍、评论22篇，文学作品12篇，共433万字，与全世界300多位专家学者建立了学术联系，甚至76岁高龄还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莫道玉关人老矣，壮志凌云，依旧不惊秋……
刘波，一位令我崇敬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