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大学堂走出的山大人——山西大学校友故事》文集
历史的车轮悠悠载过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时代的号角吹响新的乐章，在一切旧文化要被打破、被抛弃的时代，中医岌岌可危地屹立在中国大地上，等待着自己的落幕，或者重生。在风起云涌、狼烟四起之时，施今墨缓缓而至，在时代浪潮中成为中医事业继承中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
施今墨（1881.3.28—1969.8.22），原名毓黔，字奖生，1881年生于贵州省。中国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施今墨，祖籍浙江萧山区，因其祖父在云南和贵州做过官，施今墨出生在贵州，故取名“毓黔”。他年幼时因母多病，遂立志学医。13岁便跟着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学习中医，李可亭常对施今墨说：“良田千亩，不如薄技傍身。”于是他刻苦学习，20岁左右便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了。
但他的父亲始终认为仕途才是正道，1902年送他入山西大学堂。在这里他受到了许多进步思潮的影响，萌生出民主与革命思想。后转入山西政法学堂，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至北京政法学堂，在那里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由黄兴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直至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到南京参加了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并协助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原以为旧的社会就要过去，新的社会格局正在形成。谁知社会的腐败、官场的倾轧，使他的理想不得实现，因此他愤而辞职，决心弃政从医。
他将自己改名为“今墨”，取义有三：其一，纪念诞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其三，要在医术上勇于革新，要成为当代医学绳墨（今墨准之意）。
虽时移世易，许多官员仍然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场的腐败作风，这让他对革命大失所望，决心“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在这个一切旧文化都岌岌可危，中医又故步自封的时代，他开始了漫漫从医生涯，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为中医奔走，力挽狂澜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了一个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扬言顺应所谓追求真理、舍旧纳新的历史潮流。有人点头，俯首称是， 更有人呐喊，为中医之存亡抵抗所谓时代浪潮。中医生存，岌岌可危。在时代的逆流中，有人几番沉浮，飘摇不定，而施今墨奔走南北，团结同业，成立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团，数次赴南京**，以求力挽狂澜。
当时汪精卫只相信西医，又主持行政院工作，大有取消中医之势。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疾，遍请西医，未见起色，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开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汪精卫岳母据此处方仅服数剂，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庄子语），自此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了。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只得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
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而施今墨无疑为中医的生存提供了强大助力。
中西合用，办学传业
他虽热爱中医，却并非故步自封之人。他深知中医要亡，是因为中医人大多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又各持家技、抱残守缺，医者良莠不齐，巫多于医。中医要亡，错的不是时代，而是中医腐朽的外壳掩盖了它精粹的本质。要救中医，唯有革新，唯有培育出能够贯通中西的中医人，切实地救人性命，重树中医之辉煌。
诸君亦知中医之在今日，为存亡绝续之秋乎。外见辱于西医，谓气化为荒诞，内见轻于政府，成医界之附庸。今墨于数年以前，早已逆知此变，今又隶于卫生行政，更可见吾人环境，非振兴医术，决不足以自存。故敢断言中医之生命，不在外人，不在官府，而在学术也。学术之成否， 当然在乎学校。
他明确指出：“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他把这一思想也贯彻到办学方针之中。他成立中央国医馆， 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在全国各地协助或资助创办中医学院、讲习所、函授班、研究班，等等；创办中西医院，首先使用西医诊疗仪器，进行中医辨证；创设中医疗养院，开中医设置病床的先河；创办中国医药学会，组织举办中医学术研究报告会；创办学术刊物，促进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本是中医的革新者，不革新便无进步，无进步便不存在的论定者， 具有改革中医方案的整套计划者。而社会上仅认为我是一个能治病的名医大夫，浅之乎视我矣，真使我啼笑不得，无法自白。平心思往，实亦我不学无术，自由浪漫，不善团结有以致之也，于人乎何尤。
他数次挽救中医于湮灭的边缘，引领中医走向革新求存的道路，让中医屹立至今而不倒，即使后人仍有诸多疑惑、诸多埋怨，但他仍然是那个风雨飘荡的时代里带领中医走向重生的人。
辨证施药，雍容华贵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烦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交口称赞。他还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考应用，可以说对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施治的见证。
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凸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
辨证论治，是中医特长。施今墨在实践中感到：“八纲辨证并不完善，气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应该补充到八纲之中。”因此，提出十纲辨证， 即“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这是他对八纲辨证的一个发展和完善。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医者仁心，德高望重
79岁高龄时，他曾写下：“我老而未死，还能在医务工作岗位上，便是我的幸福，亦不虚度余年。”施今墨先生行医多年，医德高尚，极富爱心。
“学医先练字。”施先生曾教育自己的学生和子女，“药方关系到人的性命，如果字迹潦草使药房抓错药，这是医生的责任，要是药房负责，再去问大夫，这样又耽误了病人的时间，这还是医生的责任，所以做医生的一定要把字练好。”
病人来，起身迎；看完病，起身送。敬病人如宾客的施今墨在对待特殊病人时更是如此。每次行医时，得知下一位病人是孩子，他就立马把白大褂脱去，并让他的学生们也照做，为的就是不给孩子恐惧感。不仅如此，施老还在行医期间用心学习各地方言，只为带给病人更多的亲切感。
他对同道也非常敬重宽厚，从不贬谪他人。有患者拿前医处方请其评论，他则说：“方开得不错，各人有各人的路数，你也可以服我的药试一试……”他为人谦逊温和，常对学生们说：“人家说我是名医，其实还是没见过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还说：“我的经验都是从为病人治病中得来的，我要还给病人才对得起他们，才觉心安。”
1969年病重时，他还一再交代要将自己的经验整理出来，继续为人民服务。1969年8月22日，这位中医史上中流砥柱的赫赫名医，结束了他奔波操劳却又意义非凡的一生，病逝于北京。
1982年，由祝谌予、翟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终于出版，实现了施今墨“继续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时间悄然而逝，如今的中医在世界各地享誉盛名，相信这位曾为中医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必然倍感欣慰。
山西大学校友会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