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日期：2010.4.23
1978年的春天确实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我们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踏进了山西大学的大门。如今30年过去了，往事历历，仿佛还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辈子还有机会进大学读书。全班90多名同学，从“老高三”到应届高中毕业生都有，年龄最大的和年龄最小的，整整差了一轮。我们当中有工人、农民，有军人、学生，也有编辑、教师，并且不少人已经成家，有了儿女。开学典礼后我们班的第一次班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年龄较大的同学上讲台做自我介绍，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三个孩子的爸爸”。立即引起了哄堂大笑，可我却泪流满面。这里包含着多少艰辛坎坷，多少希冀憧憬啊！
经历“文革”，我们曾荒废了许多时间，忽又成为大学生，惊喜之余怎能不珍惜这难得的机会。那时除了几本政治书籍，几乎无书可读。学校里教学条件简陋，生活条件也十分清苦，多数学科没有教科书，教材是刻蜡板，油印出来的。可同学们学习都相当努力、勤奋，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上课时，恨不能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下午和晚上到图书馆抢位子，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遇到搞不清楚的理论问题，或国家提出的新方针、新政策，讨论起来争先恐后，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多少次思想交锋、多少次碰撞融合，那种要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的紧迫感，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感动不已。
同学们大多来自穷乡僻壤，或工厂、矿山，经过劳苦，尝到艰辛，受过屈辱。当时大家很穷，都没钱，有的同学的经济状况可以说非常窘迫，就凭着学校发给的那点助学金维持生活坚持学业，每学期只花销五六十元钱。每餐只吃5分钱一份的素菜，连一角钱一张票的电影都不敢去看。但大家都天然秉承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那种强烈的救世情怀在莘莘学子胸中激荡。我记得学校搞文艺汇演，我们班大合唱第一首歌选的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作指挥，当时看到不少人唱得热泪盈眶。我还记得，在经济系举行的毕业座谈会上，老师和同学们一起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铿锵的旋律一直在我们耳边回荡。
我们刚入大学时是政治系，两年半后才分成经济系、哲学系和法律系。但我们一直把“21”信箱作为我们政治系77级的共同家园。同学们虽然经历不同，年龄差距也不小，但和睦相处，情同手足。对老师们也是十分敬重，视他们如父母兄长，有的老师比年长的同学还小，彼此就像朋友一样。多少年后，不少当年给我们带过课的教授先生们一提起我们77级这批学生，都赞不绝口，引以为荣。
1982年初，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首批进校的大学生毕业了，重新回到社会中，至今一晃26年过去了，大家努力着，奋斗着，其中不少人到现在都已经功成名就。在我们同学中，有做官的，有经商的，也有一直做学问的，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已成为中坚力量。社会上一直有“金77”的说法，也有人把我们班作为例证：有当市长、市委书记的，有十几个厅局长，有一批教授、研究员，四分之一的同学有博士、硕士学位等等。
追根溯源，我们真该感谢1978年那个迟到的春天。我们这批同学是从被耽误了青春的3000万人中脱颖而出的幸运者。据说当年报名高考的人数有570万，录取人数是27万，二十多考生录取一人。最终能够跨进大学的校门，你能不庆幸、感恩吗？
四年大学生活，为我们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培养了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敬业精神。在毕业以后的这些年里，不论人生多么坎坷，也无论负荷多么沉重，我们始终奋发向上，坚韧不拔，不计名利，恪敬职守。由于大多数同学都来自社会基层，深切了解老百姓的企求，是改革开发政策的忠实拥护者，身上有强烈的变革意识和实干精神。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不改初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
虽然，个人的努力至关重要，但社会也确实偏爱我们这批空前绝后的“77级”学生。 所以，一个人成功了无须自得，困顿时也无须自卑，只要我们不停地努力着，就不会愧对我们的人生。1978到春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它带给我们的意义却使我们终身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