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工科有独立的教学大楼，即上有钟楼的主楼，有西式房间48间，主楼分四层，包括地质标本、矿物标本、电气试验、幻灯室与教室，第四层为放置大钟与蓄水池之所，有地下室为储藏物品用。工科学长办公处事在主楼后东侧、试验场与法学院教室西侧的3间中式平房里，另外，工科还有绘图室、实习工厂机器室、电机房、试验场等中西式房屋54间。山西大学校工科，第一任学长为王录勋，1918年就任校长后，由王宪继任学长。王录勋，英国皇家大学（伦敦大学）土木工程科学士、工学博士，1913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留学生考试获工科第一名；1913年学校开办工科土木工程门时，即为学长，主讲测量学、桥梁学、水力学、建筑材料学、材料力学、王宪，英国帝国大学采矿科博士，回国后，先任平奉铁路管理局局长。1917年，始聘为山西大学校教授，1918年起，担任工科学长、工学院院长长达二十余年。工科所聘教授讲师，一律留学英美有所成就者，先后聘任教员有：庞全晋（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实业大学士本科）、武尽杰（英国康奈尔大学采矿科）、耿步詹（英国帝国大学皇家矿业学院采矿冶金科）、张静山（英国帝国大学机械科）、高时臻（英国西南堪邦矿物专门学校）、杨长煜（英国帝国大学机械工程科）、赵廷维（英国皇家大学工科）、杨维翰（英国南威斯尔大学矿科）、王嘉瑞（英国维多利亚大学矿科）、白象锦（英国南威斯尔大学矿科）、郑永锡（英国赛菲耳大学冶金电气科）、申湘（英国锡菲尔大学土木工程科）、兰锡魁（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科）、张增（英国色菲尔大学冶金科）、常克勋（英国南威斯尔大学采矿科）、孙晋祺（英国理工大学矿科）、张景良（英国南威斯尔大学采矿科）、王庆祚（英国南威斯尔大学采矿科）、杨仁显（英国皇家大学化学科）、潘连茹（英国帝国大学化学科）、李建德（英国帝国大学采矿科）、刘世勋（英国利治大学皮革科）、温承让（英国威斯尔大学矿科）。这批留英博士、硕士、学士在工科的教学与实习活动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后期增加山大留英美的郗三善、唐之肃、王孟、李顺义以及英国人鲍璞、瑞倜等，使这块教学园地中，始终保持欧美特色。这批教员，大多是山西大学堂时期与民国初期学校培养的工科理科师资，即使他们完全可以在异国他乡找到安逸的生活，但都以一颗爱国之心回到了祖国，一部分在国内各省工况事业中奔波，大部分则怀着报效母校的心情回到了母校，为故土培养更优秀人才而努力奉献着，有些人甚至奉献了一生，张静山教授直到生命的的最后一刻，仍执教在由山西大学分出的太原理工学院里。工科所使用教材或参考书皆欧美工科教材，应用英文原文进行讲授，课堂教学也用英语，预科或中学考入的学生为听懂所讲授的内容完成学业，许多人不得不利用业余空暇时间去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德育部举办的各种活动，如英文礼拜、名人社会活动与学术讲演，以提高英语会话、听力、写作水平。美国的艾迪、中国的江亢虎、熊佛西、林语堂、马鉴等都到过青年会讲演，通过这些活动的参与，使同学们能很快赶上学习进度。1920年，由采矿学教授瑞典人新常富主持、经中国政府同意，在山西大学堂成立一个“瑞华地质调查会”的学术研究机构，隶属于“瑞华博物考察会”。这个机构受万国地质学会与瑞典皇家博物馆资助，其宗旨为“培养杰出的地质人才，搜集更多的标本化石”。在采矿专业标本陈列室陈列的1342件的地质、矿物、岩石、博物、结晶、制图标本，正凝结着新常富教授和同学们辛勤劳动的汗水。这个学会的活动主要是进行野外地质勘察，发表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论文。学会除外籍人士外，经严格考试还吸收了山西大学工科采矿科在校与毕业的学生。孙健初、曹世禄、张光嗣、王曰伦、王景尊等即是当时被吸收的学员。在新常富教授指导下，他们先后与山西大学矿学助教瑞典人诺林（后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一起去了五台山、吕梁山等地进行较长时期实地调查。孙健初在进行大量调查基础上写成《山西太古界地层之研究》，发表在《瑞华博物考察会会刊》上，又被《中国地质学会会刊》全文刊登；王曰伦则在吕梁山考察时在岚县与静乐县交界处的西马坊一带发现了镜铁矿。同学们从这里作为起点，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经过磨练，多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一流人才，孙健初解放后被誉为“中国石油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石油基地玉门油矿创始人”，中科院专门委员；王曰伦则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地质学教授。还有许多人，我们虽未查到他们的去向，但我们可以说山西大学工科采矿学培育了中国地质的一代风流。又如工科电气工程第四班学生程福秀，1933年毕业后，在中学教书期间，又在本校周北峰、杜任之等创办的外语补习学校补习德语，并与1935年留学德国，1942年获德货电机博士；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同济、上海交大任电机教授、博士生导师，江泽民主席曾是他的学生，任上海市市长时，一再至宛平路120号6室与程访谈，1996年上海交大百年校庆时，曾邀其去学校面叙。在阎锡山中原大战前通知山西的日子里，钢铁、兵工、皮革等轻重工业领导岗位上多为山大工科学生，他们为山西的工业发展贡献了力量。

主楼东侧有平房的小院是法科学长、教师、科门助理办公休息之所。主楼后大礼堂北，有三排六座红柱出檐的大教室，为法科教室。法科学长先为刘锦训（曾任京师大学堂图书馆馆长，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阮志道，1914年7月起，冀贡泉为学长，至1932年始离校赴美。在此期间，冀贡泉先后兼任山西法政专科学校校长、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省文委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著有《法学通论》《逻辑学》等。当时法律学门主任为张嘉琳教授、政治学门主任为王赐余教授。冀贡泉精通法律，在其担任学长期间，对教学要求严格，学生对其敬而畏之，课堂所讲授国际法、中外条约等课，条理分明，引人入胜，因讲授得体，学生从不误课，对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以及思想都要求严格，但当老师有缺课，则主动代课不让学生空堂。他在学术上，无门户之说，只要学生感兴趣皆赞助至成。法科学生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负责人为刘玑、李茂棣，研究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唯物论，定期出读书报告，共同讨论，由指导老师周北峰总结。这个组织被有些人视为“异教”，冀学长竭力为之提倡。有些学生组织了“英文实习社”，订有《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等英语报刊，李效民先生指导，负责人有韩道明、叶来隆等，冀学长亲为之定名，并请教师辅导。1920年，山西大学校文科生组织了新共和会，冀学长被邀为名誉会员。他常偕王校长与工科王宪学长参加学术会议，并鼓励会员“继承本国文化而延长之，望学会永远进步，祝great,不祝big！”冯纶教授1928年曾任省立法政专科学校校长，1931年改为省立法学院后续任院长，1933年与山西大学法学院合并后，任山西大学法学院教务长，解放后，任山西省政府委员、省政法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顾问等职，曾手编讲稿有《刑法总论》、《民法总论》、《平时国际法》、《战时国际法》、《民法亲属篇》、《商法概论》等，主讲《国际法》、《商法》、《亲属法》，讲授课程，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旁征博引，又随时加入砥砺品德之话语，使学生无形中获得知识又得思想修养之启迪。法科教师多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之前后同学，有邵修文、张瑞、卢复、王赓颺、张清泽、胡希媛、邱仰浚、李宜勤、冀贡泉、张嘉琳、冯纶、乔仲楠、梁泰仁、张四科、赵效复、张国栋、吴淞、薛耀庭、曹溶。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有陈受中、严慎修、张景栻、王赐余、杨泰嵘。另外还有日本蒸政法和日本其他大学毕业的，也有一些留学欧美的教师，如英国仕丹佛大学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梅如傲，法国都鲁斯大学政治学硕士周北峰，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硕士王怀名明等，国内毕业未留学在这里指教者很少。法科的这支师资队伍也是当时省立法政专科学校与后期改为省立法学院的主要教学力量，为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法律、政治人才，学生的就业范围，几乎遍布全省的司法、行政每一个角落，他们对于维护当时社会公正、稳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且在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努力中，许多法科师生也贡献了他们的力量。梅如傲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在东京审判中曾担任首席大法官；法律学系毕业生刘少白，抗日战争初期在兴县创办了西北农民银行，参与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并成为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始人之一；30年代许多法学院学生，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率领群众前赴后继，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息的战斗，直至奉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法律学系清徐学生洛九、岚县学生李明光等即是这样的祖国优秀儿女。

民国山西大学时期，是传承了山西大学堂办学传统，继续发展和完善教学行政机构设备、初步改革教学内容方式的时期，经过四届校长，特别是两届留英毕业生高时臻、王录勋校长的努力，学校办得渐趋特色，并得到社会的承认，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奔赴这里求知的学生，不仅来自本省，而且远及直隶、京兆、河南、山东、陕西、归绥、察哈尔、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广西、安徽等省，因为这里有环境优雅的中西式建筑群、宽阔的体育场、新建的欧式工科大楼、古老的街市城墙与河流、优秀的师资、相对平和的政治环境。至于本校的治校原则和学风，一位原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二、三十年代校友邓励豪先生曾对当时山大与王录勋校长有这样的评价，即“公之治校原则，一本科学奉公无为精神，拱手携领；其教育之特点，则实行思想开放学术自由。所持作风，与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大体相似。校内科系林立，在思想见解，竟可分歧对立，文科学长与法学学长，常因学术问题发生争辩，甚至怒目相向，学生与教授辩论问题，在教室不得下台。鼓荡相习，蔚成校风。其培植之学子，绝无一个思想模式脱出者。”这段时期，教师崇尚自由讲学，学术问题民主争辩风气非常浓厚。当时学校在校长统一领导下，各科学长从招生、考试、出题、评卷、教学内容方式、行政均自主办理。学校组织有英文会，学生用英语讲演、演戏、翻译，用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本科开设第二外国语，有日法德等语种。各学科所用教材，除少数采用名家著述大学丛书外，主要由教授自编，由学校小型印刷厂或打印、铅印、油印、石印，有些学科按整个学期打印成册，有的学科则打印零散课页讲义随堂发给学生，各门课学习结束，学生们将成捆的课页讲义装订成册，以备今后之复习参考，进入30年代后，讲义多成册发给学生，散页渐少。

学生学费与生活费自备，两项费用一年约需110元，但优秀生将享受特殊待遇，本省籍各县同学，由于县里鼓励上进同学，每年多少得到一些津贴。学校没有校办食堂，实行私人包灶制，每月伙食费有6元、8元、10元三种。每月仅主食，小菜自备为6元；每日间有一顿肉菜饭为8元；每日一顿酒肉、两个炒菜为10元。

1918年7月，参议院议员中央选举会将山大列入国立大学范围，在当时仅有7所国立大学中，山大被称为“国立第三大学”。1919年10月，美国教育家杜威由北京大学教授胡适陪同前来太原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10月，杜威在山西大学校大礼堂为师生作了《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的讲演，讲述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当时由胡适翻译，邓初民笔记。胡适作了《娘子关外的新潮流》的讲演，其中提出山西大学校预科毕业生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北京大学，而文法两科学生也可转学北大。胡适代表北大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给予山西大学校预本科生学生的这种特殊待遇，正是国人对山大民国以来教学质量与学生素质的全面肯定与综合评价。由此，山西大学校学生去北大学习的很多，如预科一部第四班毕业生章廷谦（浙江上虞人）去了北大哲学系，参与了创办《语丝》刊物的工作，并成为鲁迅的密友、著名的作家，指教于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笔名“川岛”；预科一部第九班毕业生萧桂森（萧一山）也去了北大，后成为清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院士；预科二部第八班毕业生樊振琦，去了北大化学系，后执教于暨南、劳动、江湾大学，创办“中国生存学社”与《生存》刊物，与鲁迅、郭沫若来往甚多，抗战中，成为名震一时的“抗日英雄樊老八”，预科一部第十一班毕业生彭基相去了北大哲学系，参与《语丝》杂志的编辑，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执教于武汉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国内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梁佩衮（即梁园东）去了北大历史系，成为国内著名历史学家。梁佩衮于1924年加入中共，到武汉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毕业后，返回太原国民师范任教，筹办《滂沱》杂志宣传革命、组织滂沱社，发展成员100余人，成为当时山西学运的主要力量。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被迫离太原赴上海，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大夏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他又在湖南兰田师范学院、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乐山武汉大学任教授。解放前夕，梁在武汉大学支持学运，在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中被捕，经学校当局营救获释，又加入到了师生迎接解放的护校斗争中。解放后，他历任山西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山西师范学院院长等职，著有《五代十国史》、《中国文学史》、《爪哇史》、《西辽史》、《中国政治社会史》、《中国原始时代的图腾氏族》等。1923年学校新共和学会的活跃分子预科学生刘盼遂，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专家，执教于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正是山大严谨的学风，为同学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高时臻校长在任期间，筹措经费修建了工科教学大楼，改善了教学环境。王录勋校长与各科学长关系融洽，对学生自发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给以积极支持。1920年，山西大学校新共和学会成立后，王校长即表示支持学会工作，学校关于《新共和》刊物的出版，将给予补助；当学会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王校长赞扬学会“能维持至二年之久，犹奋进不已，即其成绩也”，并鼓励同学“当自省所负之责任甚为重大，此后宜抖擞精神，奋勉前进，而此会当以永存”。王校长除繁忙的组织教学、处理校务之际，还直接参与了山西的许多实际建设工作。1920年，山西省路工局成立，王录勋兼任总工程师，具体组织参与了设计、勘察、督修全省公路的建设工作，经省政府与华洋义赈会的筹捐各款，终于在1922年完成了太运、太同、太汾、运风、汾军、阳辽、白晋、曲禹、忻台、岱台灯1500公里公路的修筑。1926年至1930年，王录勋兼任山西省政府委员与建设厅厅长，直接负责公路的养护与管理，至1930年，养路费征收已达55万元，直接促进了山西新路的修建与旧路的维护。1928年，王录勋代表山西省出席了全国铁道会议，回省后，即参与设计、勘察同蒲铁路的工作。1930年后，督导建成汾河下游襄陵等三处蒸汽引擎动力高灌战，开创省内机械提灌的先河 。1933年春，兼任山西省水利工程委员会委员，与华洋义赈会技师托德一起率山西大学、北洋大学毕业生多人赴汾河上游和黄河壶口进行水力发电的实地踏勘，著有《山西省汾河水域的勘测及水利资源》。他曾设计了太汾公路汾河桥、山西大学校工科教学大楼、自省堂、傅公祠。王校长还常率土木工程师生参与实际的设计测量勘察工作，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1919年，学校还设了特别预科，并保送了18名学生去金陵大学协和医院学习，如解放后成为中科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所长、山西农学院院长、被誉为“中国生物统计和作物育种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王绶教授，留美纽约大学医学博士、北大医学院胸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大同教授，解放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山西农学院副院长、省政协副主席乔启明教授，金陵大学毕业，留美博士温承泽教授等即是。长达二十年的校长生涯，学校在动荡的岁月，经费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王录勋校长能够艰难维持，使学校不断发展，逐步走向繁盛，这本身即是对他工作能力与品质的最好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