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校史编委会 发表日期：2011.3.2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随着新式学校的建立，于1905年正是宣布废除，但是毕业考试仍然仿照科举考形式，并给以出身资格奖励，充分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实质。中西两斋预科毕业考试在山西省城举行，有布政使、按察使和冀宁道负责主持，巡抚亲临视察。对考试及格的毕业生，呈报吏部注册，侯铨应补官吏。毕业榜示以红绫金字悬挂于巡抚衙门照壁上，并以布布棚遮顶，为期一月。出榜之日，巡抚号房分别按名次写成喜报，派差役学生家里报喜。
由于中西两斋学生的水平不同，因此授予的出身奖励也有所区别。对中斋毕业生奖给“贡生”名义。凡各科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者尉拔贡，70分以上者为优贡，60分以上者为岁贡。西斋预科毕业生，凡考试及格一律称为“举人”。各专门科毕业生，则要到京应试，及格后授予“进士”。最初，西斋并无此项规定，李提摩太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希望入仕做官的心理，为了抬高西斋的地位和毕业生的身份，硬是向清廷学部争取到此种特殊殊荣。
由于授课方式和内容的不同，中西两斋开办伊始，学生们之间就出现了矛盾。中斋初期处在十足的封建思想的环境内，对西斋学生的衣冠不整，师生无别，操场蹦跳，语言无忌非常不满。精彩有人批评他们“数典忘祖”，“舍己之田而耕人之田”，将来不免为后人所唾骂，视为名教中之罪人。而西斋学生对中斋学生志在“科甲为荣”，不晓世界大势所趋之顽固保守思想也加以非议和鄙视。1904年，学台宝熙对山西教育大加改革，中西两斋学生学习科目渐趋一致，并对学生每人发给蓝洋缎操衣操裤各一件，皂衣操鞋每人一双，两斋学生的服装也一样了。当大学堂新址落成后，两斋教职员及学生全体迁入。每遇朔（月之初一）望（月之十五），师生齐集学堂大成殿前，举行祭奠大礼。学生除向孔子像行叩拜礼外，还要向中西两斋教职员分别进行一鞠躬礼，两斋学生互相行一鞠躬礼。在这种环境下中西两斋学生逐渐亲密起来。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中斋学生的观念日渐开放，思想意识开始向西斋学生靠近。而两斋学生中也还存在着封建统治思想的残余，以取得举人名义为转入政治部门之资本的人不在少数，这就造成了部分西斋学生以研讨科学为名义，而以升官进级为目的的现象，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中西两斋学生可谓同路人。
1905年山西争矿运动达到高潮，中西两斋学生带头推举代表向英人交涉。这一事件，使西斋学生有感于认识到外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千古名言。而中斋学生有感于西斋学生之坚持正义，始终不变，力争到底，完成护矿事业的行为，对其亦加亲热，包送留日的中斋学生对争矿运动也全力帮助，特别是对西斋学生的忧国热忱，非常感激与拥护。中西两斋学生经这一运动团结益固。新任大学堂监督解荣辂（翰林，万泉县人）、教务长刘盥训（举人，漪氏县人）思想进步，胆略过人，领导两斋学生团结一致，一面进行教学业务，一面鼓吹革命理论。两斋学生的思想意识渐趋一致，中西两斋之名义已渐消亡。
根据《二十三条》合同规定：西学专斋经费，除光绪二十七年付过10万两外，光绪二十八年又付银10万两作为开办经费。下余30万两于光绪二十九年起，每年付银5万两，至光绪三十四年一律付清。又“如未届十年，五十万两之款项用尽，亦即作为期满，交由晋省官绅自行经理。”由此可见，西斋应提前与宣统元年（1909年）归还山西自办。所以1910年秋，山西巡抚丁宝铨同省咨议长梁善济便电邀李提摩太来并履行前约。是年11月上旬，李提摩太到达太原。巡抚和省城官员及全体师生在本校礼堂开会欢迎。丁宝铨接受了李提摩太的辞呈，并同意他与西斋教习签订的延聘合同和继续扩充西斋的建议。1911年2月，苏慧廉正式办理移交西斋的手续。西斋教习大部分按合同解聘离晋，也有的继续留任，其中新常富继任长达十余年。
西斋收回自办后进行改组，但因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山西军民随即响音，政局动荡不安，以及校内驻兵，经费无着和师生四散，学校便暂行停顿。
山西大学堂初一成立，为了解决西斋教学所急需的教材和适应当时全国兴办学堂的要求，李提摩太由西斋的经费内每年拨出白银一万两，于1902年在8月上海江西路惠福里口120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议书院。这是中国第二所大学议书院。在上海的另一所议书院，为1902年5月京师大学堂上海议书局与南洋公学议书院合办的大学议书院。
该院先由李曼教授负责，李曼教授可能任职不久另有高就而他往，随即聘请美人窦乐安（John Dorroch）博士主持。共有议员11人：除欧美人士4人外，有华人6人，日籍1人。其中，杭州夏曾佑、上虞许家惺和高密朱葆琛，都是当时的翻译名流。此外，尚有润色文字的华人多名。
1903年5月，李提摩太到日本进行参观考察。在此期间，他搜集了日本翻译的西方国家大、中、小学教本，并对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情况做了研究。议书院的日籍议员和一名精通日文的华人，都是他在这次访日期间聘请的。
山西大学堂议书院成立后，曾翻译和出版了有关高等、中等以及师范学堂的教学用书和名著共23种。其中主要有：《藤泽算术教科书》上、下册、《代数学教科书》上、下册、《植物学教科书》、《动物学教科书》、《生理学教科书》、《矿物学教科书》、《物理学教科书》、《地文学教科书》、《十九周新学史》、《应用教授学》、《迈尔通史》、《世界商业史》、《克洛特天演学》、《最新天文图志》、《最新地文图志》、《中国编年史表》、《世界故事》、《世界名人传略》、《插图惊奇世界》等。
其中《最新天文图志》为英国希特原著，《最新地理图志》为英世爵崎冀原著。两书均为上海叶青所议。图志对参，注释明晰、五彩制图，十分精美，为我国前所未有之佳本。特别是《迈尔通史》一书，曾在我国广泛流行，影响甚大。该书内容充实，有版本数种，并多次印制。宣统元年（1909年）出版的《迈尔通史》精装本，为大23K，版心双边，天头极宽，上有重要段落列目摘要，书中还有孔子墓等许多插图。
1908年因系斋开设工程科，添购科学设备，出现经费困难，议书院随即停办。议书院虽然只存在了六年，但为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学术思想作了许多工作，是值得称道的。
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和议书院得建立，与李提摩太是分不开的。虽然他并没有担任多少实际教学工作，但是他的大力提倡和热心筹办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一个铁匠家庭。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和校长。1866年考入神学专科学校。1870年受浸礼会指派来到中国，先后在山东烟台和青州传教，并开始钻研佛教、儒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他能说中国话，看中文书，甚至还可读懂中国的经书和用中文写作。他对中国的政治和风俗人情也非常熟悉，在当时可谓是一个十足的“中国通”
1877年（光绪三年），山西大旱。李提摩太借来赈灾的机会，结识了山西巡抚曾国荃。到1879年夏赈灾工作告一段落，李提摩太先后散发银两12万两，并亲自深入临汾、汾城、闻喜三县的145个村庄，救活灾民数万之多。他凭借赈灾，取得山西官绅好感，先后在太原杏花岭和东夹巷一带，修建了浸礼会教堂和耶稣医院，还设立了小学和孤儿院，为他在山西传教奠定了基础。为了扩大耶稣教的影响，他花了自己的薪金一千英镑，购置了大批外国图书和仪器，在三年内对山西的官绅学子作了多次的讲演，并附之李提摩太同山东巡抚丁宝桢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成为当时洋务派的“贵上宾”
1886年10月，李提摩太带着全家离开了山西，在北京过着讲演和编著的生活。他发表《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英、法、德、加、美、日本和印度七国的近代教育情况，并建议清廷每年拨款纹银一百万两，作为改革中国教育的经费。1892年，李鸿章请他到天津主办英文《时报》，他写了不少时务论文，并汇编成册出版。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担任了上海广学会的总办。该学会的目的是为华人传播耶稣教义与一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他本人在该会出版了许多译著，他译述的《泰西新学要览》，介绍十九世纪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当时的朝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5年，他又到北京加入“强学会”，并聘请梁启超为他的私人秘书，积极参与维新活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新政策》一文。他主张中国应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外交军事大权全部交给英、美国家管理，并说中国应该“印度化”，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呐喊。
1916年，李提摩太因年老多病辞去上海广学会总办职务，返回英国，出版了他的《留华四十五年回忆录》。1919年4月17日，他病逝于伦敦，终年74岁。
在创办西学专斋的整个过程中，除李提摩太之外，还应该提到的是代他主持西斋教务的几位总教习。
首任总教习敦崇礼（Moir Duncan），1861年出生于苏格兰。他先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入牛津大学，在著名汉学家莱格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中文，并开始钻研中国经书。他也是由伦敦浸礼会派到中国，在西安主持传教的。1901年7月，他和其他7位教士来到太原，与山西官员协商执行了安葬被杀教士的事，从此与山西官员开始了密切的接触。同李提摩太一样，他不仅懂得中国的语言文字，具有广博的中国学问，而且也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乡俗，他热心教育，具有办学和领导教学工作的实际才能。在商谈和创办西学专斋的过程中，他是李提摩太最得力的助手。1906年，他因病在太原城东山上龙王庙中修养。同年8月去世，终年45岁。1917年修建山西大学工科教学大楼时，在大楼正门内东侧墙壁上，为他镶嵌了一块长五尺宽四尺的大理石壁，刻写着他的生平和对西学专斋所作出的贡献。在他生前，清廷赏给他二品顶戴，死后又追赠了他头品顶戴。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学则赠与过他法学博士的头衔。
在敦崇礼养病期间和逝世以后，西斋教务由英人教习毕善功（L.R.O.Bvean）代理，他曾与敦崇礼和新常富（Nystrom）共同计划开办了法律、矿学和格致3个专门科。
1907年，西斋正是聘请苏慧廉（Willian Saethill）接任总教习。他比敦崇礼略长一岁，也是苏格兰人，1880年生，毕业于牛津大学，也在莱格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中文和钻研儒家经典。1883年，他来到浙江温州，开始了浸礼会的传教工作。他的中国学问比李提摩太和敦崇礼都渊博，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而且精通诸子百家，对佛教造诣尤深。因此，他的译著颇多，主要有《圣经》温州语本、《论语》、《明堂》、《莲花经》英译本，并著有《中国三大宗教》、《中西交往史概略》、《汉梵文佛教名词辞典》和《李提摩太传》等书。1911年，他办完西斋移交手续后返回英国，在牛津大学担任汉学教授，直到1935年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