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校史编委会 发表日期：2009.6.20
公元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创建山西大学，初名山西大学堂，迄今已有整整一百年的历史。它是我国最早的新式省立大学，也是我国最早的三所近代新型国立大学之一。
山西大学堂的前身至迟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晋阳书院。
晋阳书院明嘉靖，万历年间设于太原，道光《阳曲县志》载“晋阳书院建自前明”。万历初年，山西按察司副使利用已迁走的巡抚衙门旧址，增建号舍，挂起“河汾书院”牌匾。翌年，再加扩建，筑三贤堂，祀奉讲学河汾生长于河汾的三位先贤——王通，司马光，薛瑄，以此作为士子学习的榜样，此为“晋阳”改名“河汾”的原因。河汾书院创建不久，明朝即诏毁天下书院，书院暂告停顿。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时任巡抚魏允鉴于书院被禁止，遂在太原府治西南右所街，将三贤堂扩大为三立祠，祀奉名贤55人。正殿供奉黄帝，尧，舜，夏，商名臣18人；左右偏殿分别供奉名臣18人，乡贤16人；另立寓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位，每年按规定日期和仪式祭祀。三立书院由此确立。
三立书院最初办的很有成效。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庚子科乡试时，学员考中举人这多达50余人。崇祯初年，时任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从考生中择录优等生250人进入三立学院，并将三立祠名臣，乡贤续增至71人，袁为此各著一传，传后加以“袁临侯曰”的评语，名其书为《三立祠传》。袁继咸，字临侯，江西宣春人。办事公正，热心教育。他主持三立书院后，与士子互相讨论，朝夕劝课。生活上蔬食菜羹，与士子一致。本人不带家眷，节余薪俸，全数补助寒苦士子。士子得病，亲自慰问，并出医药费用，深得三立书院士子拥戴。崇祯九年（1636年）当袁式遭诬陷被逮进京后，以傅山，薛宗周为首的山西百余青年徒步上京，为袁鸣冤，使袁案得以平反，此为有名的“伏阙讼冤”。崇祯十六年（1643年），时任巡抚蔡懋德又对三立书院进行整顿，其中两大措施最为著名：一为聘请知州魏权中，举人韩霖，桑拱阳及傅山来院讲学。二为每月三集集中讲学：初集讲圣谕，有地方绅士和乡老参加；再集讲经济，举凡国家大政，地方厉害均在讨论之中，从政人员必须参加；三集将制举，科举应试的士子参加。
明清之际十余年兵荒马乱，山西属于重灾区，三立书院也受到一定冲击。顺治十七年（1660年），巡抚白汝梅鉴于三立书院地势湫隘，又经兵毁，遂在府城东南侯家巷购地，另建三立祠。此次重建的三立书院总面积1920平方米，房屋70间，共花费白银2130余两。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立书院正式改名“晋阳书院”。重建后的晋阳书院旧址即现太原市公安局。自顺治十八年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661——1901年）240年间，晋阳书院一直设在侯家巷。1902年成立山西大学堂，大学堂总教习兼中学专斋总理谷如墉，即为晋阳书院最后一位山长，晋阳书院的学生也全部进入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与“令德堂”书院也有历史渊源。光绪二十八年（1882年）张之洞继任山西巡抚，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此时唯苦人才不足”的情况，到任伊始，张即与学使王学庄商议，并会衔入奏，就太原府属西偏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别建精庐，仿阮学海堂，诂经精舍例，设“令德堂”书院。后因王学庄丁忧去官，张之洞又与新任学使吕凤歧悉心规划，就桥头街觅屋开办（今太原市人民公园）。令德堂课士，仍为传统书院规制，所延聘山长，分校都是对经史古学造诣颇深的儒生，如主讲王轩（洪洞人）为同治壬戊进士，幼治三礼，习许式《说文》，于地理学，金石考订颇有成就；协讲杨笃（乡宁人）为同治甲子举人，精三礼，尤专训诂，王，杨均为光绪《山西通志》的主要编纂人；协讲杨深秀（闻喜人）为光绪丁丑进士，治朴学，为后来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1884年张之洞饬冀宁道，详仪令德堂章程六条四十二目（载光绪《晋政辑要》卷二十三，礼制，学校六），所有延请主讲，编立功课，修缮杂支，书籍购置，课卷日记，定式刊印，监院教谕，书役斋夫，巡更杂役之责，均一一仪立章程，“以期历久可行”。令德堂最初学生仅30人，后扩至50人，陆续增至70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据载，1885年乙酉乡试，有文能运用许式《说文》及史学词章具有根柢者皆属令德堂肄业生。值得提起的是，戊戌维新高潮期间，令德堂肄业生增至120人，院长屠守仁进行教学改制，添设经济课四门——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令学生任选一门，广览众参。令德堂与时俱进，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求。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外籍教师安怀珍、刘博第等强占令德堂为临时教堂，令德堂于是停办，其肄业生一律转入新设立的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最初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多承袭令德堂旧制，而山西大学堂创办人之一谷如墉及教师田应璜、张友桐、董化时等都是令德堂早年的毕业生。
清末书院改学堂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潮流，山西大学堂就是在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的基础上创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