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校史编委会 发表日期：2011.8.22
山西大学堂在创办近十年期间，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山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教学方面，除设立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解决了本校和本省高等与中等学校所急需的课本，并为全国新办学校提供教材外，学校还购置了活字印刷机，及时排印各科编写的讲义。当时山西印刷事业非常落后，书铺不发达，只有书业德和书页昌两家稍为可观，其余零星书摊也很缺乏，学生购买书籍非常困难。虽有官办之浚文书局，但只能印四书五经之类的书。自大学堂添设了活字铅印之新的机器开始，不但解决和便利了新编各类讲义之印刷，对山西新文化的启发和传播，也有很大的影响和推动。
中斋教习张友桐编写的《中国通史》，内容相当充实。傅岳棻编写的《西洋史讲义》，简明扼要，风行一时，后定名为《夕阳史教科书》，特别是西斋瑞典格致博士、化学教习新常富编写的《无机化学讲义》译成中文后，被全国各地的学校广泛采用。新常富所写的《晋矿》一书，是用化学分析对山西的煤、铁、铜、铅、银和硫等矿产资源进行科学研究的成果。他盛赞山西的煤。铁矿产蕴藏丰富，在书中写道：“三晋，三晋，尔城世界未来煤铁之一大主人翁也。”此外，1908年还铅印了王庆祚的《唐山旅行记》，1909年又铅印了《周官大义》。在译书院翻译过的西洋学术名著中，《迈尔通史》、《天文图志》、《世界名人传》等都广为流传，推动了西学在山西乃至在全国的传播。
在校舍建筑与设备方面，也有较大的改进和发展。1904年落成的新校舍拥有当时全省最新式最广大的礼堂，能容纳彼此隔离的单座位300个，这也是全省唯一的无大梁和支柱的最新建筑。大礼堂后的一排房屋即为山西大学的图书馆（藏书楼）。馆内藏有新近在中国出版的最好的教学参考书，与刚购回的西方文学精品丛书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李提摩太曾将自己的一部分图书赠给图书馆。馆内有一房间为阅览室，有当时出版的主要中英文杂志、报纸。图书馆主要是针对学生开放，也作为教员演讲的场所，这对学堂的教员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是非常有益的。此外还修建了理化实验室和一座高等化学实验室，为分析和研究山西矿产资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05年新修建的山西大学堂博物馆有着大而明亮的教室，位于法律和文学建筑物的中间，藏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收藏的矿石标本，这对保护和开发陕西省的工业农业资源，了解山西的自然历史及推动文化的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不无裨益。1907年西斋从天津购回发电机一台，专供西斋照明之用。兴建大饭厅，上自监督，下至学生，都共堂共餐。此外，还改建了学生自习室，改良了浴室和厕所，增设了学生接应室，使学校的面貌更为可观。山西大学堂在创办十年期间的校舍建筑，尤其是西斋所开设的学科，购置的图书仪器，修建的物理化学实验室，以及其它教学设备，为以后的山西大学文、法、理、工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山西大学堂创办期间，先后共毕业各类学生593人。其中中斋为230人，包括中等科102人，高等预科92人，高等科二类甲36人，另外尚有100余人于国民元年和二年毕业。西斋为363人，包括预科313人，各专门科50人，其中有10人于国民元年毕业。十年间，中西两斋共选派学生96人出国深造，其中中斋60人赴日留学，西斋36人赴英留学，自费留日的大学堂肄业生，也有近百人。此外，中西两斋还选送学生9人入京师大学堂师范科学习。中西两斋的毕业生和留学生，对山西近代文化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山西大学堂派出的留学生回国后，首先大大充实了山西大学本身的师资力量。民国以后的山西大学的教职员，上自校长，下至教员，大都是山西大学派出去的留学生。首任校长李镜蓉留学日本，继任校长高时臻和王录勋均留学英国。法科学长刘绵训和冀贡泉以及绝大部分法科教师，都是当年西斋选派的留日学生：工科学长王宪及所有工科教师，也都是当年西斋选派的留英学生，西斋专门科毕业生孙晋祺，曾留学英国伦敦理工大学，获矿科地质博士，成为山西大学工学院地质教授及附属高中主任。西斋留英学生张景良，民国初期为上海文明书局总纂，后来成为山西大学电气教授，潘连茹也成为山西大学教授。
山西大学堂的毕业生对全省各类学校的创设多有贡献。山西从1902年令德堂改为大学堂之后，全省各府、州、县的书院也都纷纷改为中学堂。其中省城的崇修书院改为太原府中学堂，晋北的忻州秀容书院，晋中的汾州府西河书院，祁县昭余书院和平定州书院，晋南的平阳书院和运城的河东书院，也都先后改为中学堂。同时还新设立了太原师范学堂、山西农林学堂、山西政法学堂、山西武备学堂、山西实业学堂、河东警察学堂。新式学堂的建立，迫切的需要大量的教师。因此，山西大学堂的毕业生除部分生升学者外，其余大都担任了各类学校的教师，但即使这样仍然供不应求。因而，凡住过中西两斋之学生，即使没有毕业，也都成为为府、州、县座上的“贵宾”从此，中西两斋学生遍布山西个角落，山西教育文化有了新的发展。
1906年于省城贡院成立的太原公立中学堂，实际上是以山西大学堂毕业生为主创办的山西第一所私立中学，监督冯济川，斋务长李广勋，数学教员杨兆泰，国文教员郭象升，都是山西大学堂的首届毕业生。由于学校办得颇有起色，于1910年改为晋阳中学堂。1912年民国建立后，该校收归省有，改名为模范中学校，后又改名为山西省第一中学、太原中学，即今太原五中学的前身。
在山西大学堂得首届毕业生中，除兴办学校外，还有不少人从事新闻事业，他们通过募集资金创办了山西第一份私营报纸《晋学报》。该报总理武绍光、总董刘懋赏和杨兆泰、主编郭象升、分纂张瑞生和仇元璹等人都是山西大学堂的毕业生。由于该报附有白话报，销路甚广。1907年改为《晋阳公报》（仍为私营），是辛亥革命前夕山西进行宣传鼓动的重要阵地。国民以后又改名为《晋阳日报》，每天印发一万余份，知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太原形势紧张，才被迫停刊。此外，当时在北京出版的《国风日报》，其主笔景定成也是山西大学堂中斋1907年回国的留日学生。时人称“北京《国风日报》与东京《民报》均可抵十万大军”。
山西大学堂不仅为发展山西的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而且也为创办山西的工矿企业造就了一支技术力量，为山西的行政和司法部门输送了不少人才。
民国以后山西各大厂矿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大都是西斋的毕业生和留学生。西斋留英学生郑永锡回国后，担任太原炼钢长厂长，并为太原炼钢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还有西斋留英学生李蒙淑回国后，先后担任太原修械所所长、铜元局局长和兵工厂厂长等职，为山西的工业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山西大学堂的早期毕业生崔延献、贾景德、杨兆泰、马骏、南桂馨、赵丕廉、梁上栋和陆近礼等人，都是国民以后山西政府各重要部门的重要人物。他们不仅在山西，而且在河北、绥远、察哈尔、北京、天津等省市，甚至有的在全国也是知名人物，中斋总理谷如墉于民国以后担任山西民政长，监督解荣辂任山西省教育司司长。
20世纪初年的中国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也是民主革命风潮激荡的时代，山西大学堂得多数毕业生和留学生，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为山西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及山西辛亥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98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在清朝政府的授意下，与英商福公司订立了开采山西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和平阳府等州、县矿产六十年的合同，几乎把山西所有的矿产资源都卖给了国外，引起了全省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1905年山西人民要求收回矿权的斗争达到了高潮。1906年，正太铁路已经通至阳泉。福公司派哲美森到阳泉，擅自购买民地，封禁原有的私营矿窑，激起全省人民的公愤。当太原群众得知山西商务局官绅设宴招待英商代表的消息时，气愤至极。以山西大学堂为首的太原学生数千人，结对前往海子边举行示威，抗议山西官府和英商福公司的相互勾结。游行大队到达商务局门前时，全体学生怒不可遏，一拥而进，冲散了他们正在举行的筵席。英商代表被吓得丧魂失魂，不知所措，只得钻到桌子下面躲避。随后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又直奔巡抚衙门，要求当局废除合同，收回矿权。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山西巡抚答应向清政府上奏力争。这是山西近代史上有名的争矿运动，它开创了我国近代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纪元。
为了收回矿产权，远离祖国的山西大学堂留学生们也积极响应。1906年，山西留日学生利用李培仁蹈海时间，扩大争矿运动的影响，取得各省留日学生的广泛支持。1907年，西斋派出的留英学生刚刚抵达伦敦，便集会抗议英国掠夺山西矿产。在全省学生的坚决斗争下，1908年于北京签订了“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山西人民争矿斗争，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
山西大学堂中斋留日学生在日本大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5年，同盟会山西分会在东京成立。中斋留日学生荣福桐任分会会长。最初山西分会只有十几人，后来发展到几十人。其中以中斋留日学生谷思慎和荣炳最为积极。他们回国后大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和发展革命力量，对山西辛亥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对全省光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05年就有中斋留日学生提前回国，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其中有刘懋赏、赵戴文、徐一清、孟元文、兰承荣、谷思慎和荣炳等人，并带回《民报》、《大义录》、陈天华的《猛回头》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许多革命刊物和书籍。这年冬天，荣福桐也带着同盟会给山西会员关于相机起义的指示信回国。临行前孙中山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回到太原后，他把信件交给在晋阳中学堂担任监督的赵戴文。
1907年，中斋第一批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其中刘绵训和王用 宾分别担任了《晋阳公报》的总理和主笔。他们通过新闻活动，揭露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大大激发了群众的反抗情绪。同年，山西大学堂取消督办，监督便成为学校的最高领导。监督解荣辂和中斋教务长刘盥训，思想进步，鼓吹革命，在他们任职期间，两斋学生团结一致，积极学习新思想、新文化。当时山西留日学生吧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及其著作《饮冰室文集》大量运回山西，中西斋学生几乎没人一本。特别是中斋学生续桐溪（西峰），联络校内反清同学王建基、王建平、李栖凤和牛诚修等人，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10年，《晋阳公报》刊登了文水和交城农民因请愿被驻军开枪打死三、四十人的“文交惨案”（北京《国风日报》也进行转载），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用宾因秉笔直书，激怒了巡抚丁宝栓，立即下令予以逮捕，王用宾闻风而走。刘绵训也被迫离开报社，并免去了他山西法政学堂监督的职务。
曾为西斋预科学生的南桂馨，因闹风潮未准毕业。后来他考入山西武备学堂，由谷思慎介绍加入同盟会。1906年，他到日本进入警察学校，1908年回国。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和辛亥革命在太原起义前后，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对光复山西作出了重大贡献。
山西大学堂肄业生温寿泉，后入山西武备学堂。他曾留学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铁血丈夫团”，成为各省进行军事活动的中心人物。他回国后任山西大学堂中斋高等科兵学教习，并任督练公所提调兼陆军小学教官。在辛亥革命期间，他同阎锡山一起发动太原起义，被选为副都督，后又率领民军南下，光复河东。
中斋肄业生续桐溪，字西峰，山西崞县西社村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在崞县宏道镇（现山西原平宏道镇）创办川路学校，以兵法教授学生。辛亥太原起义后，阎锡山委任他为忻代宁公团团长，发动地方武装。他率领仓促组成的民团二、三千人，以急行军突入大同城。并孤军与四面合围占据优势的清兵苦战40余日，成为辛亥革命战争中的“塞上奇迹”。
在辛亥革命后的山西民军南下和光复河东的战役中，还有不少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参加。其中有王用宾和景定成外，尚有西斋学生李秀和陈坤德等人。
李秀为山西猗氏人，西斋毕业后在同州中学堂任教。他积极参与辛亥革命，于河东战役中被俘，慷慨就义，年仅30岁。
陈坤德为山西闻喜县人，曾肄业于西学专斋。民军起义，他参加敢死队，并任书记官，在河东战役中牺牲。
中斋学生张士秀，山西临晋县人。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曾与章太炎等人同谋革命大业。回国后积极新办学堂，曾任山西省咨议局常驻议员、《晋阳公报》主编、山西河东道尹和署理陕西汉中道尹。辛亥革命前，曾在狱中秘密策划起义。河东光复后，他被选为军政分府总司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