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校史编委会 发表日期：2010.6.23
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和次年重新颁布，并正式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是我国有系统的近代学校制度的开始。其中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通儒院）三级。高等学堂修业三年，大学专门分科修业四年。山西大学堂的学科设置基本上是根据新学制的规定，逐步完善和建立起来的。
1902年6月7日，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的合同签订后，山西大学堂的原设部分便改为中学专斋，分别招生授课。两斋各设总理一人，中斋为谷如墉，西斋为李提摩太。在两斋总理下，设有总教习，副总教习和分教习，负责具体的教学事务。初办时，中西两斋招收学生各二百名，由学台刘嘉琛从新旧生员中择优调入，每县平均四人。两斋学生待遇相同，每人每月发给白银四两。但教学内容和方法却有较大差别，处处都体现出中学和西学的不同，并且充分反映了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中斋初办时，接收了晋阳书院和令德堂的肄业生，只设高等科。总理谷如墉聘高燮曾（理臣）为总教习，贾耕（书农）、田应璜（子琮）、成连增（益斋）为分教习。教学均按令德堂旧制进行，课程分经、史、政、艺四科。谷如墉讲《战国策》，高燮曾讲《近思录》，贾耕讲《禹贡》，田应璜讲《明史》，成连增讲算学。上课不分班次，也无定时，所有师生都集中在可容纳二百人的大讲堂听课。教习按品职依次列坐正中，并有差役立侍其后；学生则分坐东西两侧，循规蹈矩，封建教育的气氛十足。
考试于每月初八举行，由学堂公布试题一道，或经义，或史论。成绩优异者按等级发给奖学金：考列超等者每人奖银币4元，最多8名；考列特等者每人奖银币2元，最多16名，其余都是一等无奖。得奖既有限制，对推动学习效率不大。
虽然已将办起学堂，但举人、进士的幽灵仍然盘桓在当时士子的脑海中。如已经成名的陈汉章（象山县人），不当京师大学堂教授而要先当学生，希望点个洋翰林。由于学生志在科甲，所以学习也只重经史考据。他们中有的钻研十三经，有的阅读前四史，有的潜心诸子百家，特别是《庄子》与《韩非子》，还有的偏爱《古文辞类纂》及唐宋八大家等书，酷好算学（中西算学大成、数理精蕴）者，则凤毛麟角。在1902和1903两年，中斋学生有70余人在西安考中举人。
中斋学生的自负甚高，认为来到书院，又有名流作老师，高人一等。社会上的看法也是如此。有，中斋学生不称“先生”而称“老爷”，到了县府，知县还要出来迎接，从社会地位上看，比当时的举人还高。
1904年，新任学台宝熙对山西大学堂进行整顿。于督办下增设监督，派他的门生杨雄祥担任，而杨雄祥在实际上也只能过问中斋事务。宝熙还取消了总理职位，将总教习和副总教习改称教务长，提调改称庶务长，堂舍监督改称斋务长。特别是根据新学制对中斋的学科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较大的改革，高等科改分为一、二两类，第一类以文为主，第二类以理为主，课程增设英文、日文、法文、俄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国文、图画、音乐和体操等许多新学科，对旧课程保留经学外，其它科目都一律取消。同时，聘请杨培根、小金龟次郎（日籍）、王垂统、祁崇仁、吴渭滨、王俊卿、李登选、王泽、刚田（日籍）、董话时、柯璜、傅岳棻、任钟澍、张友桐、张文郁、汪翽銮、段洙、李品三和温寿泉等许多新教习，分别担任各科教学。每星期上课二十四堂，上、下午各两堂，星期日休息。至此，中西两斋在教学内容上日减趋同。
1904年夏，学台宝熙从中斋学生中选定（自愿报名）30名，保送留日学习，内有速成科10名。起初未深考虑而没有报名的学生，及至名单公布后，颇为后悔，有情愿自备资斧赴日留学者数十人。中斋开办时学生共200名，除两次（1902和1903年）在西安中试举人70余名，限学转为官吏者外，此次保送赴日留学又有40余人之多，加之改变功课，特别是发给操衣，进行军事体操以后，自告退学者又有10余人。学生空额过巨，不得不另行招生补足空额。因此，中斋第一批毕业生比西斋推迟了一年半。但中斋学生的思想意识，则起了大的变化，鄙视西斋的空气一扫而尽。1905年中斋又选派了第二批留日学生。
由于中斋对近代学科开设较晚，学生的数理化水平太差，所以高等科学生毕业后，只能升入大学预科。在山西大学堂创办将近十年期间，中斋始终未开设大学专门分科。1906年开办高等二类（理）甲班，1907年开办高等预科两班，1909年又开办高等一类（文）甲班和中等科一班。1910年高等预科班两班学生毕业后，分别升入高等一类和二类。至辛亥革命以前，高等二类甲班学生毕业36名，高等预科学生两班毕业46名。高等一类甲班与中等科学生至民国元年6月才毕业。
西斋由李提摩太聘请英国人郭崇礼（Moir Duncan）做总教习，聘瑞典人新常富（Nystrom）和英国人毕善功（L·R·O Bevan）等为分教习。1906年敦崇礼病逝，由毕善功代理总教习，次年6月聘英国人苏慧廉(W·Ｅ·soothill)继任总教习。
西斋初办时只设有预科。学生由巡抚会同学台刘嘉琛从各县优秀学子（多数为秀才、少数为举人）和令德学子中选拔入学。这些学子一般都在20岁以上，少数甚至在30岁以上。其中没有一人学过数理化，甚至连数理化的名称都不曾听过，至于英语更是一窍不通。为了解决教学过程中的语言交流问题，李提摩太从上海、天津聘请了一些精通英语，不会讲山西方言但会讲北京官话的华人来任译员。1903年3月，敦崇礼为防止西斋学生流失现象的出现，与所有的学生签订了一分契约并相互签字，学生须保证三年内在大学堂听课做练习，不许逃课旷学，否则将由政府进行严厉制裁，“投进大牢”。这对于约束西斋学生赴外地赶考，逃课、旷学等事的发生，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效果。
西斋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与英国学校相同。由于所开课程全是新的，因而学生对各门学科均需从头学起。上课既无中文教本，也不发讲义，主要靠外籍教习讲授，中国教习翻译。学生则是在课堂上听讲记笔记，课后相互参照补充。
英人教习燕瑞博、马尔东、克德来和华人教习黄瑞、刘复、宋士龙教文学，英人华林泰和华人李天相、邵绛教物理，美人裴爱仁和华人宋锵鸣，郭凤翰教工学，美人李恒礼、卫乃雅、威廉姆斯和华人陈占鳌教矿学，瑞典人新常富教化学，美人莱门一教格致，英人毕善功教法律，敦崇礼教西洋史，苏慧廉教世界史，季成信教体操，华人张春江、陆之平、冯修和、余萼岫教数学，苏以昭教英文，叶殿荣教图画，此外还开设有地理和博物等科目。其中许多科目在当时对中国学生来说，都是闻所未闻和见所未见的。特别是物理和化学课的实验，使他们格外感到新奇。
西斋除进行课堂教学外，还将作体操、踢足球作为职业教育范围之内的教学活动。并根据新常富绘制的图纸，由本地做了一些上瑞典体操课所需用的教材。大学堂在年末还举行体育运动会，中西斋学生和教习们都参加了各种活动。体育活动的开展使学校生活变得丰富多彩。1902年10月，西斋补入100名新学生，新常富曾记载道：“这些人看起来有相当的‘孔夫子’味道，同已进校的三个月的老学生相比已有巨大的差别，因为那些老学生通过体操与‘西学’的熏染，在生活和敏捷性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
在西斋的课程中虽然没有开设宗教科目，但是由于西斋的教都是站在教会立场上，所以他们尽可能利用讲课的机会来宣传基督教义。如敦崇礼教西洋史，就大力宣扬基督教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苏慧廉教世界史，也特别强调耶稣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其他外籍教习在同学生谈话时，也都不失时机地传播基督教义。当时在学生中也去游少数人信奉基督教，或者受其影响经常到青年会听讲。但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并没有迷失方向。如教徒王建屏后来加入同盟会，甚至利用宗教身份作为掩护，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西斋所设课程逼近在内容上比较充实，而且授课时间也比中斋要多。每周上课30个小时，上、下午各3小时，星期六上午9时至11时为体操课，星期日休息。课程分两阶段授课。第一阶段三年，是预科，相当于现在的五年制中学，学习一般数理化和史地，以英语为主课。第二阶段为四年，相当于现在的四年制大学。本科先后设4个专业，1906年开办法律、矿学和格致3个专门科。1908年又开办工程科。学生对各门功课的学习都刻苦认真，这恐怕与考试的奖励办法有密切的关系。考试也是每月一次，多采用问答的形式。各门功课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者，每人奖银币8元，名额不限。这足以证明，西斋是受到山西官民的广泛欢迎与信赖的。在创办将近十年之中，预科有甲至辛班学生共毕业313人，4个专门科共毕业学生51名。
对考试前十名的学生发奖，并讲话说：“西学对中国来说是一副不可缺少的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