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校史编委会 发表日期：2009.12.22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呼声，改革中国旧有的封建教育制度，培养适应时代的有用之才，成为朝野上下议政的热点之一。光绪初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在省城太原创办令德书院，即注重改革旧制，经世致用。戊戌维新前，时任巡抚胡聘之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对令德书院再行改革，“勖其专治实学，兼习算学”。胡聘之曾调阅令德书院学生的算学课卷，发现三角、测量、代数、几何诸题，多能精核，“相继来学者，人数亦增”。令德书院当是全国顺应时势，颇有成效的书院之一。
1900年的庚子事变加速了书院改学堂的步伐。早在戊戌维新期间，清政府就谕令将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建高等、中等与小学堂。1901年清政府开始举办新政，9月复命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除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根据清政府的谕令，山西巡抚岑春煊即将原令德书院与晋阳书院撤消，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并初步制定《大学堂规则》四条，就中学、西学各四科及考课诸事作出筹划。翌年春，任命姚文栋为督办，高燮曾为总教习，谷如墉为副总教习，并向清政府专上《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六条，就“所有遵旨开办晋省大学堂缘由”，包括筹经费、建学社、选生徒、订课程、议选举司礼法等事宜详加奏陈。光绪帝硃批曰：“选举一条，著管学大臣奏议，余著照所拟办理。”岑春煊在奏折第二条“建学舍”中明确写到：省城旧有晋阳、令德两书院，令德逼近衙署，局势偏狭，晋阳在城内东南隅，旁多隙地，现已就晋阳基址，派员详加勘估需用工料银两，就地实无从筹划，应请恩准作正开销，惟学堂工竣需时，刻下所属生徒陆续至省，未便令其久候，拟先借贡院略加修葺，即于四月初一日开办。
查清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为公历1902年5月8日，1902年5月8日当为山西大学校庆日。最早的的临时校址就在贡院（今太原市儿童公园内）。
山西大学堂成立之初，尤其是后来增设的西学专斋，与庚子事变及庚子赔款密不可分。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西方列强公然侵略中国。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溪太后挟光绪黄帝西逃，联军继续北上，长城岭、娘子关先后失守，山西局势岌岌可危。翌年春，山西巡抚岑春煊致电早年在山西传教，时任上海广学会总办的耶稣会总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来晋任委员之职，负责解决晋省教案与商务问题”。5月，李提摩太由沪抵京，并与寿阳教会叶守真，公理会文阿德代表耶稣山西教会拜见主持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李提摩太向李鸿章递交《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第三条是：“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期。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这就是说，李提摩太拟将晋省赔款的50万两银子就地办一所大学堂。
李鸿章对此表示赞同，并将开办大学堂、延聘教习、安排课程，管理经费诸事交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同时，电告山西巡抚岑春煊遵照办理。由于娘子关一带局势尚未平静，李提摩太未能直接到并商谈，便转到返回上海。7月初，耶稣教各教会推出教士廉等8人为代表，前来太原商讨办理山西教案善后事宜，岑春煊以山西民穷财尽为由，对付银50万两开办大学堂事表示异议。后经李提摩太“叠次催促，函电往返”，岑春煊遂于9月派洋务局候补知县周之壤赴沪商谈。
周之壤与李提摩太的“面议”并不顺利。先是，周之壤对开办大学堂事宜提出4个条件：晋省出50万两银子不称罚款；西教师在校内不得宣传耶稣教；学堂不得与教会发生关系；西教师不得干预学校行政。李提摩太则坚持西人应主持校务，并以东南各省教会学校并无此等限制坚持己见，谈判曾一度限于陷于僵局。11月，一再磋商，周之壤将与李提摩太商定的合同草案八条电呈山西巡抚岑春煊。其主要内容是：山西筹银50万两，分期交付李提摩太，开办中西大学堂。十年以内，学堂课程及延聘教习考选学生，均由李主持，十年期满，学堂房屋及一切书籍一起，概交晋省，并不估价；学堂延请总管及大教习中西各一人；学堂即名中西大学堂；此中西大学堂与晋省大学堂并京师各省大学堂一样看待，学生也一样录用。岑春煊认为，合同中有关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等项，“均由彼主管，未免侵我教育之权”，一再电饬周之壤极力磋磨，李提摩太则“持之甚坚”。考虑到辛丑合议甫定，时局尚未大定，山西又是义和团运动期间“教案极巨”之省份，最后“委曲求全，固与议定。”
1902年4月初，李提摩太及敦崇礼夫妇、新常富等被聘用的中西大学堂中外教习一行数人，由上海出发，途径北京、塘沽、正定、获鹿、平定等地，辗转整整一个月时间于4月30日到达太原，准备中西大学堂开学事宜。不料，山西巡抚岑春煊遵照朝廷谕旨，已将晋阳书院与令德书院合并成立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等人对此感到十分意外，甚至抱怨山西当局“保守”、“狡猾”。新常富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太原已经有一个中国的高等学府（进行国学教育），更狡猾的是，现在他们竟想采取第一个措施，试图把我们的学校拉进他们的学府里去，归它管辖，目的当然是把我们所搞的一切给刺拉掉。这对于我们的建校任务可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李提摩太仍然坚持己见，建议两校合并办理：一部专教中学，由华人负责；一部专教西学，由他自己主持，并将其拟改合同底稿提交巡抚考虑。
山西巡抚岑春煊认为两校合并，“事关创举，未敢率允”，即饬署布政使吴廷斌、署按察使胡湘林、署冀宁道沈敦和合同大学堂总理在籍户部诸事谷如墉暨省城绅士筹议，商讨归并办理有无流弊，并就外人所提交之拟改合同，详细察酌其权限是否分明。经山西官绅一段时间的详细讨论，得出归并办理可有五利的结论，沈敦和还提出合并后，一部取名中学专斋，一部取名西学专斋，为慎重起见，岑春煊“复发策遍询大学堂士子”，结果也是“主不归并者少，主归并者多”。苏慧廉在《李提摩太传》中对此记载更为详细：“谈判期间，反对派认为大学堂的士子是支持他们的，于是出一道‘合并利弊论’，让士子们作。结果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因为在108名之子当中，赞成合并的竟有68名之多，而反对合并的只有13名。”
此次中外“归并办理”的交涉，时间长达将近两个月。其焦点问题仍在传教及主权等问题。鉴于义和团运动的深刻教训，山西当局坚持教会不得干预学校，禁止在校内宣讲教义，李提摩太则坚持中外条约规定宗教自由，巡抚并无费约的权利。其它涉及主权者如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等都是激烈争论的问题。双方旷日持久，接连交涉，几成僵局。敦崇礼曾心灰意冷地对新常富说：“现在最好是卷起我们的背包回欧洲去，只要我们不去用这笔钱在这里建什么大学，他们是愿意把钱给我们的。”最后，山西官绅在确定“可无牵涉传教之嫌”和“断无主权旁落之嫌”的前提下，终于同意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成立西学专斋，并订立合同二十三条。
1902年6月7日（农历五月初二），以山西司道及绅士为一方，以代表各教会的总教士李提摩太和敦崇礼为另一方，在《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上正式签字，并送巡抚岑春煊盖印立案，呈报朝廷。合同经光绪黄帝御批后，全文与6月30日（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在《京报》发表。上海《万国公报》也于8月转载《晋抚岑春煊奏请山西归并学堂折》与《合同》全文（《合同》现存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
《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共二十三条。合同首先明确规定将中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归并晋省委奏设大学堂办理”，晋省筹款50万两作为西学专斋经费，请李提摩太作为经理，以十年为期，扣足十年或未界十年而款项用尽，均作为期满，交由晋省官绅自行经理；西学专斋学科分为五门：文学、法律、格致、工程、医学（至辛亥革命前，因经费所限，未开设医学专门、文学专门、可设了法律、格致、矿学、工程专门），其它如西斋经费使用、学生食宿、学籍管理、考试毕业及教习聘任等均一一载明。合同还特别规定，西学专斋既议并入大学堂，即系中国国家学堂，“专斋课程只讲求各种有益之新学”，课程无论如何商订，均不得与规定所列学科稍有违背，意在禁止校内宣教。《二十三条》既已签订，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周之壤与李提摩太在上海签订的合同注销，新合同《二十三条》一式三份，一存山西巡抚衙门，一存山西大学堂，一存上海广学会，并勒石大学堂内。
《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签订后，由岑春煊推荐，清廷委派沈敦和为大学堂督办，李提摩太则担任西斋总理。6月9日岑春煊下令把太原城内最好的建筑物皇华学馆拨给李氏，作为西斋临时斋舍。当天下午，岑春煊在该处设宴为李提摩太饯行，次日李氏离并转京返沪。6月26日，西斋校舍整理完毕，正式开学。省城重要官员与绅士，中斋教习学生及95名西斋新生参加了西斋开学典礼。山西巡抚岑春煊与西斋总教习郭崇礼在典礼仪式上分别讲话。6月26日应是西斋开学日，而非山西大学堂成立日。
1902年秋，山西大学堂与太原侯家巷购得民地二百余亩，由西斋总教习郭崇礼负责动工兴建校舍。1904年秋，新校舍落成，中西两斋同时迁入（今太原师范专科学校所在地）。
山西大学堂新建校舍规模宏大，布局整齐。西北隅的中式瓦房为中斋教习宿舍，其前面为中斋讲堂。东北隅的新式房屋为西斋教习宿舍，其前面为西斋教室。西边有瓦房20排，每排12间，共200余间，为中西两斋学生的宿舍和灶房。东边为西斋的藏书楼，阅报室，仪器室，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博物院，体育场，办公室，会议室，应接室和司事夫役住房。校门的正面是大礼堂，为全省当时唯一无大梁和支柱的最新建筑。礼堂后面是红墙黄瓦的大成殿，殿前高台可同时容纳五，六百人与朔望向孔子行跪拜礼。西斋教习新常富曾写道：“诚不愧为大学之名焉，其构造不为不善矣，其布置不为不工矣。其经济不为不多矣，其人才不为不众矣。总之，大学一堂，建设完全，已无遗憾，人才荟萃，大有可观。”
山西大学堂的成立，不仅开创了山西高等教育的新纪元，而且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须设有三科才能称为大学的规定，其它各省都遵章将大学堂改为高等学堂。全国只有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因与外国人订有合同而继续存在。1902年10月，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辛亥革命前，山西大学堂为全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的三座大学之一。
在山西大学堂的创办过程中，山西官绅付出了较大的努力。尤其是在争取教育主权和坚持校内不得传教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就是后来山西大学堂进行整顿和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
巡抚岑春煊（1861——1933），广西西林人，举人出身，历任广东和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1901年4月，改任山西巡抚。他是一个比较有远见和胆识，办事果断和热心洋务的人，当时有开明官僚之称。在处理教案问题上，有利有节，使双方均感满意。他在商谈创办山西大学堂的同时，还和法国人订立了修筑正太铁路的合同。1902年8月，因调补广东巡抚而离开山西。
洋务局督办沈敦和曾赴英留学，研究国际公法。他原任张家口洋务局督办，岑春煊来山西调他山西洋务局督办，专门办理教案，负责同李提摩太商谈。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后，他担任大学堂督办，曾著有《俄罗斯国志略》和《英吉利国志略》等书。
副总教习谷如墉（1853——1916），号芙塘，山西神池人。光绪九年（1883）毕业于令德堂，十六年（1890）中进士，授户部主事，1900年回省任晋阳书院山长。山西大学堂成立后，他先任副总教习，后为中学专斋总理。由于督办沈敦和主要办理学校涉外事务，所以山西大学堂开办初期的日常校务工作，实际上由他一人主持。
山西大学堂首任督办姚文栋，来山西后为补道，也是一个洋务人物，著有《东北边防论》，《东槎杂著》和《云南勘界筹边记》等书。总教习高燮曾是清末翰林，湖北人，曾任山西学政。此外，洋务局督办周之镶，山西学台刘嘉琛和宝熙，继沈敦和之后的山西大学堂督办丁宝铨，历任监督杨熊祥，傅岳棻，解荣铬，渠本翘和胡钧，也都为山西大学堂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