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组织各院教师学习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内容的同时，也开展了学习苏联先进课堂教学经验的活动。针对苏联教学中的五个环节（组织教学、检查教学、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和五个教学原则（直观性、自觉积极性、组织性、量力性、巩固性）以及“课堂讨论”“四级五分”的成绩评定法，教学上循序渐进规律等，开展了理论上的讨论，并在一些系或班级开始了重点试行工作。如校政治课教研室的课前集体讨论、编撰讲稿、课堂观摩教学；课后讨论；理科各系的直观教学，中文系课堂讲授与自学辅导的有机配合，考试试行“口试”；师范学院按照北京师范大学经验制订的教学计划等，都是开始学习苏联经验后采取的具体教学改革行动。

工学院在系科设置方面，集中办好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4个系与机械、土木两个专修科，专业设置更加明晰。机械系为一般机械制造，电机系为电厂输配电及其系统，土木为民用建筑及厂房建筑，化工为酸碱盐及有机操作单元。学校为其各实验室增加设备用品费达6亿元。其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学日历，都在吸取哈尔滨工大经验基础上拟出，按计划授课，组织教职员进行对于“高等教育专门化”的讨论。教学组织分成物理、绘图、力学、微积分4个教学研究指导组，在指导组下又分别成立了若干个教学小组，采取了互相听课、吸取经验，共同讨论讲授提纲、教学日历，共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初步走上集体教学的路子。开展了辅导制度，了解掌握同学学习思想情况，坚持逐级汇报制度，使各系科教师能听取群众意见，及时改进教学内容与讲课方法。在学生中间，组织了互助小组，一方面教师辅导，一方面将成绩好的与差的编成小组进行帮助。教科书采用苏联教材有几种情况，或全部采用，或用其教学提纲，如物理学、投影几何、工程画、电工原理、钢筋混凝土结构、有机化学等即是。由于教材不够，有的则采用边译边教的方式进行，在使用苏联教材中也发现教材本身的一些不足，后在教研中作了解决。为培养师资，学校派电机系助教秦振纪去清华大学进修电工仪表电流测验，机械系李振中、张荣瑞、侯增寿、李达四位助教去哈工大选修铸造、锻造、焊接与焊接结构、机械制造工程，土木系张福臻讲师进修暖房保暖，派助教栾菊去天津永利碱厂、丁继成去南京硫酸厂实习，整理资料，做开课前的准备。

师范学院除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三个政治课教研组归教务处领导外，设立了现代文学、俄语、教育学、心理学、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6个教研组和世界通史等8个教学小组。部分专业已直接采取了苏联教材，有些课以苏联教材为蓝本编写了讲稿，也采用了兄弟院校的一批交流教材。至1954年独立建院时期，师范学院课程釆用苏联教材21种，基本采用23种，使用交流教材18种，参考苏联教材自编教材66种，还有一些课程未编出讲义，仅根据教学大纲进行教学，为帮助同学们学习，有时也印发一些参考资料。师资培养方面，学校不仅派出了工科教师，也派出了大量的文理科教师去外地进修。派历史系教师参加北大考古班，卫生室张天珏去北师大保育学研究班，生物系王春、陈柔如去北师大进修，派理科教师去参加北师大米丘林学说、达尔文学说新设课程学习，中文系马雍去中科院语言文字研究所进修，俄语系教师去哈工大进修，生物系助教去华东师大进修，地理科王铭去北京地质学院进修，数学系助教张宝林、物理系司徒达去北师大进修。学校为采取三节授课制，组织张永崙、梁园东、史国雅、武占元、吴倜、祁森焕、陈文显去北师大教育学函授班学习，派出教师2人留苏。除派出教师进修外，在校助教也根据具体情况选定科目加强了进修学习。

医学院在思想改造后，整顿了教研组，并开展了集体备课、课前试讲、互相听课等集体教研活动，并要求教师讲课要交代清目的，明确示意，最后做彻底的总结，使学生对老师所上的每一堂课都有深刻的印象。附属医院加强了实习的指导，派专人指导学生实习。单独成立了学委会，负责政治课的学习。过去的教材多用魏尔啸病理学说，带有浓厚的欧美色彩。在学习苏联先进医学经验的过程中，用巴甫洛夫辩证唯物的医学理论批判旧的观点，开始新的教材翻译与编写工作。在课堂讲授与临床实习中，尽量将我国各地地方病对劳动人民的危害讲清楚，并告诉学生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负有将受折磨的劳动人民从疾病中解放出来的责任和人民企盼医疗工作者为他们解除痛苦的急切心情，加强学生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神圣责任感。院教务处多次地举办教学经验交流会，杨丁铭副教授曾介绍经验说：教好学生首先要有高度责任心，要精通业务且做到博而约，了解所教学生情况，针对实际进行教学，教师要克服主观主义教学的影响。经过交流，提高了教师学习苏联经验的积极性，推动了教学方法的更新。在学生学习中釆用了课代表制，通过课代表，将学生的学习情况、对教学的意见反映给教师，又将教师对学生的要求反馈给学生，密切了师生联系，在教学上起到了桥梁作用。

俄文的学习是学习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中重要的一环。1951年3月，中苏友好协会山大分会就成立了“山大俄文夜校"，以适应学校教职员学习俄文的需要，同时也接纳了太原市的许多在职干部参加学习。1953年1月，学校利用寒假举办俄文速成班，组织教职员学习。医学院分别于1953年2月、8月寒暑假期举办俄文速成学习，还举办过16周的俄文慢成班，学习的除教师外，还有许多应届毕业生。通过短期培训，使许多教师能够借助字典阅读俄文原本专业书籍的目的，为教学中学习苏联经验打下了基础。在此同时，医学院选送了20余名教师去兄弟院校进修或参加卫生部组织的进修班学习。

这个时期，各院系结合学习苏联，围绕编译教材、课堂讲授时发现的问题，分别进行了自发的、有针对性的科研工作。科研成果除已出版和编译的教材、讲义、教学大纲外，还有一大部分刊载在《山西大学图书馆馆刊》与山大《学习报》上，对于活跃解放初期的学术气氛，推动教学工作起了积极作用。这也是贯彻党的文教政策、教学方针以及思想改造运动中所获得的一批丰硕的成果。《馆刊》登载的这批科研论文有：俞静安《平陆张氏藏书整理的管见》、潘天觉《介绍俄文杂志中关于〈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史国雅《学习政治课的目的和方法》、陈寿琦《学习〈资本论》的准备》、魏高寿《经济地理学编辑方法介绍》、唐天健《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李相显《〈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自序》、邓初民《〈阶级与阶级斗争概论〉自序》、张元恺《桑戴克教育心理学的批判辑要》、史国雅《索尔的《苏维埃的教育〉》、祁森焕《几本〈中国教学法〉书籍的批判介绍》、张天珏《从我国家庭教育说到父母教育并介绍两本有关的书籍》、孙经濒《介绍苏联学校的法律教育》、乔志强与王炳芝《介绍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新论著》、姚青苗《关于中文系的改革及教材诸问题》、潘泽清《国内出版的几种俄文读本介绍》、陈超《介绍两本关于东南欧新民主国家的历史书》、俞静安《关于殷商民族起源几个学说的批判与新的论据》、梁园东《中国社会发展史读本》、万亦吾《介绍一本较好的经济地理学》、刘冠英《介绍“中式薄记”学及“新中式薄记学"》、董季兰《关于乌德罗甫著“电力传输”的几点商讨》等30余篇。医学院则有细菌学科助教郑振群进行了“神经系统不同兴奋状态下对抗体产生的影响"、药理学科讲师高应斗进行某些中药的祛痰作用和利尿作用的研究。这些科研，也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正在进行的教学改革。

1950年，为适应山西经济建设及各企业部门需要大量会计统计人才的需要，省政府委托山大财经学院举办了两期会计统计速成班。第一期5月至7月，共招收会计统计、成本会计、统计会计、银行会计4个班282人；第二期8月至10月，共招收普通会计两个班100人短短3个月中，提高了部分在职干部的技术水平，解决了部分失业青年的出路，为山西经济战线增添了一批生力军。学生除部分仍回原单位外，大部分由省政府分配往省财委、工业厅、商业厅、人民银行等部门去工作。学习中，学员们因有明确的目标，学习情绪高涨；财经学院选派了热心于这项工作的、且有能力的师生担任教学；教学过程中，师生也得到相益提高。

1952年6月，教育部分配来一批在职干部，他们在未进入大学前要进行补习，学校专门成立了补习班，并由教务处为干部班设了政治、生活、教学股。当时正值“三反"运动结束、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之时，师生们热情地接待了这批来自北京、察哈尔、绥远、山西各专县的133名干部学员。他们文化程度有大学肆业、高中毕业、高中肄业、初中毕业，由于程度不齐，学校按水平分为两个班，分了10个组，每组每门课派了一个辅导员，共派了60名辅导员，每班有一个辅导长（由助教担任），并成立了数学、物理、化学教研组，教学与辅导均由理、工学院师生组成。6月25日开课，9月底结束，教材选用中国人大出版的教科书。学员通过学习，基本达到人大学听课不感困难的程度，升学考试后，学员均被分配到京津各大学去学习。

1949年9月，学校即成立了体育委员会，负责学生体育课教学与师生体育锻炼事宜。1950年5月，山大派出了35名运动员参加了山西省首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山大获普通组团体总分第一名，董致远400公尺、孙肇燔800公尺中栏、800公尺四人接力、王若铁饼、陶俊凯标枪、篮球、排球、张淑兰铁球均获第一。8月，派出体育课讲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暑期学习会,并去北京有关大学进行体育业务学习。11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自发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如爬城墙、练投手榴弹形成高潮。1951年上半年，举办了第一届山西大学运动会；10月，派运动员参加了山西省第二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1951年11月开始，学校开展了广播体操活动，为此学校将体育委员会更名为体育工作委员会，拨出5000万元（旧币）购置体育器材与设备。学校党团组织在学生中进行了动员，指出为响应毛主席“健康第一”的号召，每一个同学应建立新国民体育观点，即“为练好身体，加强祖国一切建设事业而努力”。青年团与教工会，为保证广播操成为师生群众性的活动，还采取了“点名制"、“小组检査制"，各班订了爱国公约来进行推动。在锻炼中，学生逐步认识到广播体操锻炼的重要性与好处，自发组成锻炼小组，在每天做完广播体操后，又参加到篮、排、单双杠、跳绳等各种体育活动中，准备锻炼好身体，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1952年3月中旬，学校为进一步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抽岀43名体育积极分子进行了两星期的集训，并以他们为基础，组建了校体育代表队与42个体育锻炼小组。至8月，小组发展到76个，坚持锻炼人数增加到700余人，主要进行以体力、速度、技巧、耐力四大性能及跑、跳、掷三个运动为主的体育项目锻炼,为克服场地困难与照顾同学们有适当的休息时间，学校采用了轮回活动方式。山大群众性体育运动普及开展，与领导重视及拨出大量经费、成立专门委员会，并保证体育锻炼时间（专时专用），以及当时开展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青年团学生会的组织与团员的带头有密切的联系，山大群众性体育运动正逐渐向着正规化、经常化方向发展，并为下一步试行“准备劳动、保卫祖国”的体育锻炼制度准备了条件。

学校的文娱活动非常活跃，由学生会组织的歌咏组、腰鼓队、舞蹈队、话剧组、国乐组以及理学院的清音合唱团、医学院的文工团合唱队、戏曲组、诗歌朗诵组等文娱团体，或结合政治运动进行思想教育演出，如医学院演出的歌剧《丹娘》、校本部学生会演出的《思想问题》（学生演员宋传珠博得观众赞许）、《龙须沟》等，同学们或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或在课余时间进行练习，或举办跳舞唱歌晚会，加强了学生之间的团结，陶冶了热爱生活的精神，提高了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学校的政治觉悟。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山西大学健全和改善了党、团、行政、民主党派、教工会、学生会等组织，结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和各项中心工作，开展了学校的思想教育，培养起师生的民族自尊心、摒弃了在头脑中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初步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同时，先后遵照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指示，学校开始了教学改革的历程。首先按照“坚决改造，稳步前进"的方针，对旧的山大进行了改造与恢复正常教学的工作，废除了反动的课程，保留了实用课程，增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与国民经济建设有关的课程，开展了民主教学、爱国教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教材与参考书尽量使用中译本，避免使用欧美原本。工农成份的学生、在职干部、小学教师、归国华侨子弟大量被招入学校，党团员比例逐年增加。这些初步的变化，给山大的教学增添了活力。1950年8月，随着政务院公布的以“课程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高等教育规程学制的公布，以及国家对招生分配实行统一管理的政策，学校从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建设、师资培养上开始了教学改革。这次改革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力求课堂内容紧密结合国家建设的需要，要求不断培养师生和提高师资质量。1952年院系调整与思想改造运动后，为适应1953年国民经济大发展的需要，按照学习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开始了全面系统的新一轮教学改革，调整了不合理的系科，增加了一年至三年专修科，重新调整了专业，使用翻译的苏联教材与国内先进学校的交流教材，按苏联教学模式成立了教研组，制订了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日历，派专人翻译苏联教材，鼓励教师参考苏联教材自编教材讲义，增加了教学环节，加强了教学管理，制订了一些相关的教学规章制度，派出教师、增聘教师，选留毕业生为助教，加强教师在职培养，增添大批仪器设备。教学改革和院系调整的深化，使山西大学从刚解放时的一所勉强维持生存、师生人数稀少、不被重视的国立大学，逐步变为相对独立的高等工业学院、高等师范学院、高等医科学院，并把师生的种子撒向了西北工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至1954年1月，山西大学建制撤消，解放五年来，从其办学规模与发展速度、输送专门建设人才分析，1949年招生410人，毕业131人，在校学生1127人（包括医学院助产班、护士班学生），教职工701人；1950年招生392人，毕业199人，在校学生1133人（以下不包括助产与护士班），教职工730人；1951年招生598人，毕业167人，在校学生1477人，教职工854人；1952年招生975人，毕业402人，在校学生1899人，教职工934人；1953年招生901人，毕业533人，在校学生2185人，教职工1078人。山西大学在解放五年来的毕业生人数已达1432人，相当于解放前47年毕业生总和的四分之一；1953年在校学生人数又相当于刚解放时在校学生人数的3.8倍。山西大学在共和国初建时期的恢复和努力，不仅为祖国和山西的工业建设,各行各业的发展培养了许多急需的专门人才，也为山西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共和国初建时期，山西大学所取得的进步与发展，也与邓初民校长弾尽心思的努力息息相关。邓初民教授接任山大校长后，即在北京拖着有病的身体为山大申请经费和聘请教员，在他的努力下，国内百余名知名学者应聘到山大执教，并通过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与高教委将中国大学理学院人员设备全部搬迁山大。这样，增强了学校师资力量，浓厚了学校学术空气，填补了学校学科空白。他重视人才，注重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智慧，为求一位化工教授，因主管部门不放，他抱病去找何长工部长，硬是将这位教授聘来山大；有位湖北籍教授，因山西待遇不高而犹豫，邓校长亲自去做工作，终使他接受了聘书。在学校期间，除繁忙的社会兼职外，他总是参加校务会议，听取院系汇报，并抽出时间听了梁园东等14位教授的课，给他们以鼓励，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经常为师生做报告，讲国际、国内形势，讲知识分子改造，讲党的历史，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每当他讲演或上大课时，大礼堂或教室里总是安静无声。他与主持校务与党务工作的赵宗复副校长、武汝扬秘书长配合默契，并经常嘱咐他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在他主持山西大学期间，人们尊敬地称他为“山西的蔡元培”。

1953年，鉴于国家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为使高等学校院系分布进一步趋于合理，人力物力使用更为集中，各类人才的培养目标更为明确，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本着“着重改组旧的庞杂的大学，加强和增设工业高等学校，并适当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及加强培养与改造师资的办法，为今后发展准备条件”的原则，在其《关于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5月29日政务院批准实行）中拟将山西大学校名取消，工学院与师范学院独立建院，财经学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6月开始，山西大学工、师、财三院按照高教部计划准备独立建院与迁并工作；8月，财经学院全体师生、图书设备迁并中国人民大学；9月，接高教部公函后，工、师两院正式分离，但由于两院的新院舍尚未建成，山西大学校常委会议直到12月22日举行第143次后方告结束。1954年，两院仍以不定期联席会议形式继续进行各项经费、图书、设备、人员的分离事务，暑期，师范学院迁往太原市南郊坞城路新址，两院才彻底分离；工学院直至1958年夏，才从侯家巷旧址迁往汾河西迎泽西大街新址。山西大学医学院从1954年起正式改名“山西医学院”。

解放初期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原有的高等教育，有利于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迅速建立与发展。由于革命与建设都是在摸索中前进，出现了盲目照搬苏联经验与全盘否定欧美教育的倾向；而学习苏联经验又未能真正与我国教育实际相结合，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统得过多、管得太死的缺点和失误。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将工学院的冶金、采矿、纺织专业合并西北工学院，全省唯一的一所财经学院调整出山西，对于煤铁之乡、国家未来工业基地的山西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对于关联学科间渗透发展，.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山西大学建制的撤销，使山西境内没有一所培养文理综合人才的教育机构，对后来亠段山西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对于山西高等教育来说，是值得记取的一个教训。

附  录

中国大学理学院沿革一

中国大学理学院属中国大学，校址在北京西城大木仓胡同端王府，校园亭台楼阁、假山小河，建筑古朴，景致优美…中国大学1912年由环中山先生创办，初名“民国大学”，1917年改名，“中国大学 宋教仁、黄云鹏、林长民、王印川、姚憾、王正廷、何其巩曾任该校校长，至1949年2月停办，共36年。中国大学设文学院（文学系、哲教系、史学系、外语系）、法学院（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商学系）、理学院（数理系、化学系、生物系）、研究院，下设文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法学部、政治部、商学部）、校图书馆。理学院1942年正式成立，1934年建理化系、生物系，1936年改为数理系、化学系、生物系。第一任院长张子高，1945年12月离任去清华任系主任，第二任院长武兆发；在此期间，各系主任分别为：数理系王世甫、李意然，化学系张子高、周发歧，生物系李良庆、武兆发。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中国大学停办，文、法学院撤消，学生入华大、革大参加革命；理学院与图书馆并入北京师范大学，称为北师大理学院二部。签于山西建设发展的需要，山西高校中没有理学院，9月，邓初民任山西大学校长后，经政务院与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决定将北京师范大学理学院二部调整到山西大学，改称山西大学理学院。

1949年10月，原中国大学理学院各系教职工（包括北师大调入二部的职工）、学生、实验室设备仪器、药品及图书馆全部搬迁山西大学，院址为太谷铭贤学院旧址（现山西农大校址）。理学院迁来山西的教职员有数学系教授钱端壮、副教授张永崙、讲师穆鸿基；化学系讲师张干忱，实验管理员魏树勋、技工邹俊章；生物系教授武兆发，讲师张文忠、柳忠婉、俞慧珠，助教王春、实验管理员冯玉林；图书馆长贾永隆，职工赵敬诚、王瑞昌、李春荣、张鹏；数学、生物、化学三系全部学生。理学院师生员工学生到太谷后，首先整理校园、教室，装配实验室，做开课前的准备工作。由于实验楼内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也没有足够的电力，大家用酒精喷灯代替煤气，图书馆用汽灯照明，并与太谷县交涉解决用电问题,做大型水桶高架于实验台上，利用水位差代替冷却循环水。1950年1月开始，仍继续完善不足的部分。学校为补充理学院师资，从1949年末，陆续聘来的教师有，化学系曹自晏教授、严德浩教授、杜恩佑教授、张文华讲师；数学系孙恩厚讲师、张庆芳讲师、郑广盛副教授；生物系肖霭详讲师、赵麋助教等。青年助教的补充则由理学院毕业生中选留，1950年毕业的数学系学生吕绍明、黄其俸，化学系李执芬、张家治，生物系陈柔如，此外，张江涛也由校外来在本校任教。1951年毕业的数学系学生宫秀毓。1952年毕业的数学系学生张宝林、常学将，化学系索奎铃、冯克聪、孙颖纯、金启星等均留校任教。

1949年10月至1952年山西大学理学院院长为武兆发，数学系主任钱端壮，化学系主任曹自宴，,生物系主任武兆发。1950、1951年所招的两届学生，因1952年理学院将合并入师范学院，要求转校，经教育部批准并安排数学、生物、化学1951级和生物1950级转入北师大，数学、化学1950级转入南开大学。1951年后半年，山西大学侯家巷校内新建的理科实验楼完工，理学院由太谷迁回校本部。1952年理学院并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成为师范学院新增数学、生物、化学3个系的基础。

中国大学地下党在1949年2月学校停办后，文、法学院党员由北京市委分配工作，理学院的党员关系在学校的，并入北师大党总支。理学院党支部书记为李执芬，党员有林佑新、张家治（均为化学46级学生）。理学院搬迁至太谷后，仍为单独的支部，书记为李执芬，1950年9月起由张家治担任。1952年并入师范学院前又发展党员有董树林（生物48级学生）、王德佩（化学46级学生）、兰瑞（化学系学生）、李春荣（化学系工人）。1951年迁回校本部后，并入山西大学党支部。这段时期山西大学成立党组，赵宗复副校长任党组书记，成员有武汝扬和李执芬。党支部书记为武汝扬，组织委员李光清、李永振，宣传委员任瑞生、张家治，另有党支部专职干部1人。

1949年2月北京解放后，中国大学理学院地下民联成员集体转团，设团支部，张家治为团支部书记，合并北师大前，团尚未公开，团员有董树林、陈柔如、李春芳、兰珊、王常有、萧稚英、朱开贤、王德佩。3月，在北师大时，团组织公开。迁至山西太谷，又发展团员有贾鸿璞、吴殿承、索奎铃、金启星、刘宝印、王加機、张景堂、陈天寿、张宝林、常学将、高维毅、张绍成、杜怡斌等。1950年秋季，董树林为团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