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山西大学校时期，继承了山西大学堂反帝反封建的优良传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皆走在前列，率领省内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进行斗争，在山西大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学生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消息传来，山西大学校园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同学们组织了学生会，宣部罢课，并联合法政，工专，农专，商专，国民师范，省立一中，阳兴中学等学校成立了“太原市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下设文书、总务、交际、内务、组织部、义勇团，讲演团、赞襄室，会址设在山西大学校内，会长贾超孟、副会长杨思康，总干事杨仁康，义勇团团长陈玉赦，讲演团团长王思贤、副团长周敦信与常裕仁都是山西大学校学生。义勇团下设夜防队，负责维持秩序，讲演团下设三个大队，赞襄室负责邀请各方人士支持学生运动。5月7日，学联组织3000余学生在海子边中山公园集会，召开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大会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大会主席贾超孟、山大教授兼国师教务长马鸣鸾、法专教授李墨卿及各校学生纷纷发言，愤怒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夺我土地与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接着，学生们手持上书“人心不死，男儿救国”的白旗进行了示威游行，呼喊着“要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一定要争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等口号，先后去山西省议会、省公署**，省议会议长崔廷献、省政务厅长贾景德应允学生发电给北京政府争回我外交主权的要求。5月26日，在山西大学校罢课影响和太原学联发表了罢课宣言后，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反帝爱国运动很快由省城波及到全省，各地县中等学校、城镇高级小学的学生纷纷响应。讲演团团长王思贤率山大同学到中山公园，帽儿巷、钟楼街等处所去宣讲时局现状，以激起民众爱国热诚，或在星期日去省立一中、国民师范、阳兴中学大礼堂给中学生讲述运动意义，散发《朝鲜见闻录》等宣传材料。在山西大学校由学联召开了“抵制日货”大会，各校代表先后登台发言，王思贤讲了抵制日货的原因后，愤怒将头上所带的东洋帽摘下，撕成碎片，甩在地上，连踏三脚，高呼：“我们一定要抵制日获！”全市工商业界也纷纷表示罢市响应，集股集资选址筹办国货商店。学生成立了“日货检查队”，检查和焚毁日货以及开展各种抵制日货的活动、6月16日，山大学生会赵连登代表山西学生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7月，学联在山西大学校举行大会，由学联会长贾超孟主持，邀请张伯苓、李天禄博士介绍北京学生运动并作了《中国前途之希望》的讲演。

1919年10月，北大胡适教授陪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博士与夫人来太原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杜威在10日、13日先后在山西大学校作了《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高等教育之职务》的讲演。胡适在10日杜威讲话后，也作了《娘子关外的新潮流》的讲演。1925年8月17日至23日，中华教育改进会第四届年会在太原召开，除住宿安排在山西饭店、新美国旅馆和正大饭店外，会议所有一切活动都在山西大学进行。会务各组分别设于小教室，学术报告、宣读论文和全体会议，分别在各教室和大礼堂进行。大会食堂也设在山西大学校内，膳食由当时太原著名的中西餐馆晋隆饭店包办。山西大学校全体教职员列席了这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蒋梦麟、俞平伯、熊希龄、朱其慧、叶恭绰、过之翰、胡适、江亢虎、傅斯年、陈衡哲等以及来自全国的代表共554人。中华教育改进社是“五四”运动时期，宣传和推行美国教育制度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教育团体，美国教育学家孟禄和杜威都是该会的名誉董事。在太原举行的这次大会，是它的最后一届年会。1926年北伐开始以后，该会便宣告解散。

1920年4月13日，由山西大学校部分学生组织成立了新共和学会，并先后聘请了王录勋、冀贡泉、王宪、王允清、柯璜、邓初民、江瀚、许依如、麻泼司等为名誉会员。学会于1921年12月创刊了《新共和》杂志，学会持续时间达四年，出版杂志四期，代派销售网点遍布全国，有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济南齐鲁书社、上海中华书社、长沙文化书社、贵阳振物书社等处。谢焕文为学会负责人，刊物上既发表有改良主义的文章，也发表有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文章，刊物上曾发表会员以及邓初民、马鹤天、谢冰莹、梁淑溟等的文章，也有一些由会员翻译的俄罗斯、英国名作家文学作品的片段和介绍山西大学校校园生活的诗文，如马凤秋的《学校校园的一夕》等。1927年3月，学会拟在暑期办一讲学会，邀请北大胡适、蒋梦麟、高一涵、陈大齐、周作人、王星拱、李大钊、陶履恭前来讲学，派代表与省城教育会等团体接洽，但因经费无着落而未办成。学会成立与《新共和》杂志创刊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对开阔山西学生与各界思想，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探索中国革命与前进的道路，引起山西学界的觉醒，起了积极的启迪作用，《新共和》学会及其刊物当时在国内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同一时期，学校校方还办有一种定期刊物《大学周刊》。

1920年末至1922年6月间，为反对北京政府颁布的《矿产条例》，山西大学校学生发起并联合太原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成立了山西省矿物讨论会，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矿物讨论会领导全省各界进行了一场晋省矿产公有运动。1921年开始，常设山西大学校的矿物讨论会与山西大学校学生会干事部组织进行了矿物讨论、散发宣言、登启示、发函电、上书**、致电北京农商部。组成全省学联，动员全省学子、各界人士给以支持声援，并在各报辟有专栏、登载论文与消息。经过不懈的努力，迫使山西省会议决定致电省长募集公债以收回矿权，通过《接收机械工程办法》、《建筑公有纪念塔》议案。1922年6月，公矿决进会在山西大学校连续召开会员大会，决议在国会开幕期间，致电国会重申山西人民否认非法“矿产条例”，并与晋在京议员接洽根本废除“矿产公约”，由决进会、《公矿报》等取代矿物讨论会办理晋省矿产公有的接管诸事。本年，国会取消了“矿产条例”，矿产公有运动至此胜利结束。

1925年3月，阎锡山为扩充军队筹集军费以备中原战事，经贾景德等提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对所有住房（包括牛棚马圈厕所）进行换契验契登记，并在《山西日报》、《晋阳日报》上公布了“征收房税令”，引起全省人民的不满，山西大学校与阳兴学校学生开会后，5月，山西大学校改选了学生会，选举李锡龄为会长、许宠章为副会长。5月16日，太原市中等以上学校在山西大学校开会，推举李锡龄、许宠章、潘恩博（法专）、纪廷梓（进山）等23人为代表，去省议会质问议长，并与下午去见阎锡山，但都未得到圆满答复。5月17日，在山大工科教学大楼召开全省学联大会，一致决议18日去省督办公署**。5月18日，太原中等以上学生万余人齐集文瀛湖公园，手持白旗，上书“废除恶税，为民请命”，**队伍至省议会，议会议员已跑空，学生们即查封了议会：李锡龄、武和轩等率队伍经柳巷，西肖墙，上肖墙、东缉虎营、后小河抵督办公署。23名代表进公署后，公署外市民也来为学生助威，学生与士兵开始发生冲突，在相持一个小时后，阎锡山不得已写下手谕，停征防税。在代表们宣读了阎的手谕后，学生们呼喊着“团结就是胜利”的口号离开督办公署，又分三路捣毁了想出征收房税主意的贾景德、杨兆泰、徐一清的公馆。

6月，山西大学校学生参加了太原声援沪案的集会和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并散发了《山西大学校全体学生对于沪案的宣言》。

在山西地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成员中，常利用山西大学校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后则成为山西大学校的学生。1921年考入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后并入山西大学）的张叔平，常利用“山西大学张秀清”的通讯地址，负责与共青团中央进行联系。1922年考入省立法政专门学校的侯士敏，以及后成为山西大学法学院学生的潘恩博、张堉麟（养田），都是1924年太原建立的第一个党小组的成员、1926年考入山西大学文科的曹汝谦（后成为红四方面军第十师教导营教导员）、周玉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太原地委组织部长、书记），两人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26年6月，中共山西大学校第一个党支部成立，党支部书记为樊仲民，直属太原地委领导，党员有袁希安（又名袁致和）、周玉麟、吴吉人（又名吴康）等。樊仲民调任中共太原地委南部委员会书记，袁希安调任南部委员会组织部长后，中共山西大学党支部书记由吴吉人接任，成员有三晋高中的高巍、甄华组成。吴吉人到兵工厂搞工运，高巍、甄华做学校内外学生工作。他们常在学校里开会，研究党组织指示、分析形势、讨论活动计划，三人还参加了省立一中中共山西省委党训班。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同学们宣传马列主义，积极物色培养青年学生加入党的组织，由最初的3人发展到10余人，并将一个支部扩展为山西大学校与三晋高中两个党支部。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阎锡山也于6月开始“清党”，根据中共山西省委指示，在山西大学校宿舍由吴吉人，崔锄人（崔溪萍）、王瀛、甄华开会讨论了善后事宜，分别通知两个支部所有同志迅速转移到外地，在度过了党的六周年纪念日之后，吴吉人与甄华等支部负责人也先后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太原，赴新的地区开展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