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以前，包括山西大学堂时期，山西大学共毕业各类学生5788人，若加上肄业、保送出国留学、保送特设预科、考取军官学校的学生，则总数已达6000余人，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山大校园里，曾经有25000人次的师生在这里生活、工作、学习，这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闭塞的山西内陆地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山西大学文科、理科、法科、工科的毕业生不仅遍布山西，而且由于她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最高学府，她的种子，也撒布在绥远、察哈尔、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河北、京津地区(不包括许多南方籍同学回到原籍)。在山西省、县、区、村各级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到工作人员，各级法院的院长、检察官、法官、审判官、推事、承审员及警务人员，各类厂矿如晋北矿务局、保晋公司、晋华卷烟厂、甘肃造币厂、井陉煤矿、山西陆军修械所、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育才机器厂、育才钢铁厂、太原兵工厂(规模曾发展到一万余工人，与沈阳、汉阳兵工厂并为当时中国三大兵工厂)等厂矿的厂长、工程师、技士、工务员，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平绥路、北宁路以及南北汽车公路的修筑、测量、设计、管理、养护人员，多为山西大学的毕业生。毕业生分布最广的单位和地区则是整个山西的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教育事业，三十六年的山西教育中，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里程，无不倾注着山大毕业生的心血，在阎锡山统治山西的这段时期里，许多山大毕业生得到重用，在山西与国内曾担任过重要职务，如天津特别市市长崔廷献、南桂馨，北平社会局长、公用局长、代市长梁上栋，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杨兆泰、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水利部部长薛笃弼、司法部部长王用宾，山西省政府秘书长贾景德、河东道尹、实业厅长马骏、山西省银行总经理徐一清、实业厅长耿步蟾、教育厅长苗培成、建设厅长王录勋、司法厅长与教育厅长冀贡泉、财政厅厅长仇曾诒、独立旅旅长马延守、北京工业试验所所长郑宝善、平奉铁路管理局局长王宪、副局长申湘等即是。中原大战后，阎锡山于1932年开始推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其中将太原修械所改名壬申制造厂，把原先山西火药厂改称壬申化学厂，又成立西北实业公司(辖十一厂)，开办与管理工厂以及各种具体计划的实施人员，也多为山西大学毕业生。他们对于促进山西与西北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

1931年，学校在进行改组的同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平静的校园立即沸腾起来。10月，山西大学学生抗日运动委员会成立，得到校方与全体教职员的积极支持，王录勋校长亲自为运动会题词：“雪耻救国”。运动会设执委会，由全校各班代表15人组成，下分总务、组织、交际、宣传、出版股，各股同学有王焕、卫金章、贾葆真、民崇仁、申向亮、崔巍、张作新、阴士达、刘廷级、阎生元、刘国治、李莲芳、郭景汾、刘汉、常尚武、李恩沛、傅毅氏、张升堂、鱼亮、张垮麟、马占和、田连增、王守中、郭耕山、曹海生、李仙舟、赵子安、胡金桢、景泽化、贾略侯、马德轩、刘宗备等。运动会的宗旨是唤醒人民，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运动会成立后，向全国发出了三次宣言与两份快邮代电，号召全国同胞，迅速觉醒，共赴国难，愤怒喊出：“倭日肆强，侵我东省，山河破碎，何胜愤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国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励，灭此朝食，铜头铁血，捍卫民国，枕戈待旦，敢效前驱!”并即时组成山西大学生义勇军，由学校聘请军事教官于每星期日及一、三、五下午进行军事训练(步兵操练、战术兵器讲话、特种兵器使用、野外演习诸科目)，同学们编写了《山大义勇军奋斗歌》在校园里传唱着，编辑出版了《抗日专刊》发行全国，委员会并积极声援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学生抗日运动，组织全校罢课，进行抗日游行。各院教职员也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中，文学院美学、图画教授柯璜在“九·一八”事变后，即以《九·一八告日本书》(万言书)投诸报端，激励人民抗日决心；并手书文天祥《正气歌》四页屏，自费刻石，朱拓900份，分赠全国军队师长及各省厅长，以鼓励全国文武官员及各界知名人士抗战信心；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柯璜又在山大住所写下了《一·二八告国人书》发表各报，指出：“全国父老兄弟姐妹赐鉴：天祸东亚，日本肇衅，四亿五族，不遑寝处；天佑中国，万姓同仇，列强共愤，除暴御侮，千载一时。”

11月，南京、上海等五市学联发起在南京成立全国学联，山大阎生元、法政于俊杰、一中王树槐等5人代表山西出席了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决议：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组织义勇军，建立各省抗日救国会等。12月，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南京政府不准学生成立抗日救国会，省城学联代表山大薛耀庭、农专张时华等70余人去省政府会见主席徐永昌，要求允许学生抗日，但未得到明确答复，全体代表绝食抗议。第二天，学生们继续到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苗培成指责同学抗日为捣乱，愤怒的学生们捣毁了苗公馆与其主管的省教育厅以及国民党省党部的民国日报社。12月18日，太原市大、中学校学生1000余人集合中山公园，大会由教育学院李树馨主持，在简短讲话后，即列队再往省党部**抗日，当学生代表戎子和(教育学院)、薛耀庭(山大法学院)、于学仁(教育学院)、朱理(山大)等进入省党部时，遭到预先理伏的打手的袭击，学生们为援助代表往里冲，省党部打手开枪，击中进山中学穆光政同学腿部，以失血过多死亡。“一二·一八”事件后，省学联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反对国民党省党部枪杀学生暴行，并于12月19日在中山公园召开追悼大会。会议由戎子和主持，要求惩办凶手，通电全国要求声援，在中山公园为穆光政立了碑，教育学院教授刘烈侯撰写了碑文。会后，各界成立了后援会，太原警备司令部将凶手关押扣留起来，国民党省党部不久以后被逐出太原。

1932年夏，山西大学一些师生加入了中国教职员联合会太原分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太原分盟、中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太原分会等左派进步组织，学校里的抗日活动逐渐活跃起来。他们在校内外广大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胜利、抨击反动党团的反共宣传。9月，刚考入山西大学文学院的学生李宝森、赵石宾与国师的刘善述等共同发起组织了“抗日反帝大同盟”，在山大、教育学院、国师等学校发展成员达100余人。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一周年，大同盟组织学生上街讲演并进行了反日示威游行。文学院的许多学生在李宝森与赵石宾的带动下参加了“左联”与“社联”，赵石宾等人还组织了“九·一八”读书会，并以“读书会”的名义与成成中学李延龄等共同出版了油印刊物《学生新闻》，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支持国师学生抗日运动。赵石宾常和山大同学携带抗日报纸如巴黎的《救国时报》和传单以及进步书籍去国民师范等学校赠送散发给中学生，也去工厂向工人进行抗日宣传。1933年1月，抗日反帝大同盟遭到当局破坏，山大姚庆惠、教院孙光祖与文阴梧等15人被捕，另有100余人被列入黑名单。赵石宾、李宝森等不得不离开校园，奔往北平继续进行爱国抗日活动。

1934年12月，山大法学院教授杜任之、副教授周北峰为宣传马列主义，经阎锡山同意成立了“中外语文学会”。参与学会工作的还有潘泽卿、瞿新亚、阎友文(山大法学院进步学生)，表面阎锡山是会长，研究“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实际上成为共产党“国际通讯”机关，宣传东欧各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成就，主要活动是订购马列书刊，编辑《中外论坛》。《中外论坛》是“中外语文学会”的机关刊，以刊登翻译共产国际通讯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理论文章为主要内容。参加编辑人员有张友渔、温健公、邢西萍、杜任之、周北峰等。当时，蒋介石正在上海进行文化围剿查禁革命刊物，而《中外论坛》每期在上海发行达500余册，共出版12期，直至1936年蒋介石电令阎锡山查禁，才被迫停刊。

1936年，杜任之、周北峰先后又主编出版了《文艺舞台》、《中外引擎》刊物，主办了“西北剧社”、“中外书店”，介绍国际政治形势与进步书刊，刊载中外文艺小说传播革命思想，演出小剧，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6月，“中外语文学会”邀请史沫特莱来太原，由杜任之、周北峰等陪同至山西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作讲演。

1935年9月，全省学生讨逆救国联合总会，在山西大学工学院召开代表大会，出席有山大附中、山大教院附中等16所中学。次日，16所中学学生齐集海子边中山公园召开游行示威大会，举着白旗，从中山公园东口出发，经省教厅、红市街、上肖墙、师范街、省政府、羊市街、桥头街再回到中山公园北口散会。学生们呼喊的口号是“反对变相的出‘卖中国!”“打倒汉奸及一切卖国贼!”“打倒惨杀北平同学凶手!”“争取言论、结论、集会自由!”“誓死反对华北自治!，“收回失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等。本月，山西大学讨逆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选出执委14人，监委5人，各部负责人有：总务部朱焱、朱宠章、王燕谋，交际部张兴汉、白渭清，文书部吴连城、冯惠，调查部崔元善、郎垣蓝、邓励豪，宣传部贾东昶、王鸿儒、陈贵和，庶务部田宓、杨国珍，监委刘作魁、艾润山，郭振都，大会通电慰问北平受伤同学，电请国民党中央讨逆。